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分配到了一个不太适合的工作岗位，时刻都能体会到瑰丽的青春哗哗流走的无情。但好处是，置身“北京男—北京女—外地男—外地女”生物链的最底层，我得到了一纸令人趋之若鹜的北京户口。
转年职工春节联欢会上，一位和气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叫我小师妹，还敬了我一杯。原来他是我母校50年代的毕业生，名副其实的老校友。更糟的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他位居单位的第一把交椅，难怪会问我适不适应，工作上有没有问题。
当然不适应，当然有问题，不是谁的错，就是不般配。我很想再学些什么，亲朋中有出过国的，难免不被他们口中的花花世界所打动，加之我是地道的英语盲，目不识a，放眼远眺，最终得出懂点英语没有害处的结论。
在顶头上司面前碰了钉子后，经人暗示，我把脱产报告小心翼翼地提到老校友面前。他毫不犹豫地说年轻人想学就学，别把时间浪费了，好像就差催我快走了。于是我咬牙办了一年停薪留职，此举意味着离经叛道，跟职称和升迁等就恩断义绝了。
我先在惴惴中参加了一个培训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来自加拿大的义工莱斯利小姐，跟她学了半年的听力和口语。之后我返回原单位上班，自学之余，在中关村一间小破房碰见我真正意义上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英语老师俞敏洪。那时他还不是名满天下的留学教父，而是位留着波浪卷发、学长模样的年轻人，我每周两晚长途跋涉风雨无阻去上课。
幸亏事先我不知道他是北大英语系的，否则一定会被吓死，等明白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被兴趣、激情和梦想吸引住，即使辛苦也欲罢不能了。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是附近名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基础好水平高，使我产生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想法，同时也迸发出孤注一掷的勇气。
感谢俞老师，经过两个爱恨交加的四季，我先后攻下了托福和gre，曾经遥不可及的美国近在咫尺了。我面临过两个选择：东部一所名校全额奖学金继续教育专业的学习；中部一所州立大学半费攻读商科。
最终我放下了面子，带着几分轻松几分懵懂，倒向了后者。因为尽管我考试时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但是并没有做学问的天赋，而对跟现实生活联系广泛的职业更感兴趣。我有位堂姐是会计，刚到五十岁就退休了，除了返聘还兼做半职，自在又悠闲。我非常羡慕，希望将来能像她一样有钱有闲去干喜欢的事。
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从头开始学一门全新的专业，谈何容易，毫无疑问我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小到被美国大使馆拒签三次，大到为学费奔波，以及源源不断的功课压力，期间的艰难困苦无以言说。可能许多人会觉得我挺折腾，不过如果时光倒流，我依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无怨无悔。
我入读的大学叫东密歇根大学，坐落在离底特律不远的一座小城，只是所普通的公校，尤其在大名鼎鼎的邻居密歇根大学的笼罩下，更少有傲人之处。但当地人仍然非常为之自豪，大家都专注自己的事情，没人比来比去，确是个能让人踏实实干的好地方。
我刚开始对学校条件之优越惊讶万分。记得大雪天隔着落地玻璃窗，对着碧波荡漾有着五十米泳道的室内游泳馆发呆，可惜没工夫去奢侈一把。还有结束漫长的一天后，我精疲力竭地拖着双腿走在空无一人的商学院，脚踏柔软的地毯，耳边是低回曼妙的音乐，眼中柔和的灯光一层一层从天井挥洒而下，把底楼休息区橘红和鹅黄的椅子映得如艺术品一样亮丽而温暖。只是故国、家乡、亲人和朋友全留在了身后，自己的一切都被一架越洋飞机连根拔起，除了珍惜眼前的机会，再无他路可走了。
但我是个心性自由、向往远方、不喜欢被拘束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除了想步堂姐后尘之外也没有什么理想和规划。好在对读书本身感兴趣，因此面对一块块砖头一样厚重的专业书，能够死啃下来没商量。
其实有书的倒简单，至少还知道在跟谁较劲，更吓人的是很多没有书的，全凭自己去搜集整理和探究。我很没出息地在成本会计的考试上崩溃过，被教税法的教授罚站过，起早贪黑累到吐血方忙完的作业最后没保存过，甚至对活着这事也了无生趣过……当然，三年时间里，我完成了24门功课及在保险和地产公司的全职实习，抽空在餐馆或校园打工，每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比付出更多的是回报。
拿到财会硕士学位后，因为喜欢芝加哥的风景优美、活力四射和就业机会充足，我搬来了这座城市，先后在律所、酒店和科技行业做了多年的内部金融分析员和高级会计师。作为外国人，身份一向是一道难跨又不得不跨的坎，大学和高科技领域容易些，外籍员工多的公司也比较好，我就占了后者的便利，勤恳工作了三年多后获得了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