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方面举行南岳军事会议的同时，在日本东京，也进行了类似会议。
1939年四月下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只不过东京的高官和大臣们并没有赏花的雅致，而是频频召开各种会议，研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国家方略和制定一系列战时对策。
4月29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陆相阿南惟几、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
与几个月前相比，日本的五相除了海军大臣没有受侵华战争影响，其余已经全部换人。原首相近卫文麿因为制定的“不以国民政府为目标”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其所有内政外交均陷入困境，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前外相广田弘毅也是一样，他上台后，广田制定了放弃不扩大中日战争和放弃通过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两个方针，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武汉会战失败后，广田弘毅眼看风头不好，宣布辞职。
陆相板垣征四郎是武汉会战惨败的直接责任人，早在去年12月，天皇就直接叫他滚蛋；藏相贺屋兴宣是真正意义上辞职的，他上任时制定了“财政经济三原则”，将战时的军用需求和民用供给加以协调，实质上他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带有战时计划经济色彩的统制经济，抛开正义与否的评价，贺屋的经济政策对战时的日本是非常有效的，为侵华战争提供了财政和物资保障。
只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场武汉会战，把日本攒了多年的家底子几乎掏空，通货膨胀在国内兴起，黑市泛滥，庞大的军费也难以筹集，他干脆自己走人，省得再烦神。
唯一没有变动的是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米内深受天皇器重，对华不主张扩大战争，从而没有受武汉会战的失败影响，在一大堆高官换马灯一样的上来下去的背景下，米内的坚挺还是颇为难得的。
平沼骐一郎作为继任的日本首相，当然希望在任上干上一点成绩，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拉开驴脸，道：“支那事变以来，陛下对战事不能解决极为焦虑，我等作为臣子，端在遵守圣上的裁决，以此为帝国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后新内阁政策的运用，当重点于扩充综合国力，注视广阔的世界形势，并致力于支那事变的完全解决。”
平沼骐一郎的这番话，一般人是听不懂的，因为他前面是套话，中间是空话，只有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他的意图，就是解决中日战争。事实上，解决中日战争，正是裕仁天皇让平沼上台的要求。
外相有田八郎自然知道平沼的意思，他直截了当道：“外务省一直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前段时间我们发布了‘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声明，但武汉政府对我国的善意毫不理会，和英国、法国、美国驻日大使也进行过交流，为了促进支那事变的尽快解决，我曾建议英美各国停止对华援助，但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反应。”
平沼骐一郎见外交工作全部失败，顾不得首相风度，道：“对西方各国的工作必须加强，英法美必须停止对支那的援助，对苏联也必须进行交涉，推动德意对‘满洲国’的承认，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也要把架子好好搭起来，由内而外地开展工作。”
有田八郎听了不禁苦笑，要德国和意大利承认“满洲国”是有可能的，现在他的外务部门正在和德意的驻日大使进行商谈，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南京的维新政府是日本扶持的，要圆要扁没有任何问题。但要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停止对支那援助和对苏联交涉，希望极其渺茫，偏偏后者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阿南惟几不满地道：“西方各国对支那的援助必须停止，否则蒋政权的抗日意念会愈加炽烈，外交方面的工作必须予以加强！我们陆军省可以协助，或者施加压力，我提议，封锁天津租界，对广州、北海（海南岛）发动攻势。”
论外交方面的能力，有田远不如前任的广田弘毅，“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大开宴席进行庆祝，这种幸灾乐祸的轻佻举动，犯了外交工作的大忌，连国内的很多人也看不惯。
有田八郎忧心忡忡地道：“这样做，会不会与各国的关系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