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佳刚到检查站，面前就来了一个警察和一个交通局执法队员。执法队员啪地敬礼，道：“接上级通知，任何车辆不能进益杨城，请同志先接受医务人员检查，然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小佳礼貌地道：“同志，我是园林管理局副局长张小佳，侯卫东的爱人，想进城去，能不能放行？”
交通执法人员面无表情地道：“列宁没有证件都进不了门，我们更不敢违反规定，而且，我们正是执行侯市长的命令。”
小佳又给侯卫东打电话，未果，她只得给县长高宁打了电话。高宁道：“张局长，实话给你说了，这事侯市长打了招呼，坚决不放你进城。你也要理解侯市长的一片苦心，回家吧，等‘非典’结束，我给你赔礼。”
她再给侯卫东打了电话，道：“侯卫东，我进不来，你给他们再说说。”
侯卫东苦劝道：“小佳，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此时我已经在隔离区了，你千万别到这个危险地方来，回家以后，给我爸妈说清楚，别让他们担心。”
好不容易劝住了小佳，侯卫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校长段衡山坐在一边，听了侯卫东打的几个电话，道：“张小佳也是沙州学院毕业的吧？读大学谈恋爱，一般来说很难成功，像你们两人这种深厚感情确实少见。”
侯卫东昨日才与郭兰有过亲密接触，此时听到段衡山如此表扬，感觉怪怪的，连忙岔开话题，道：“吃了饭，这些饭盒子丢得到处都是，十四天隔离期满了，整个学校就要变成垃圾堆，说不定要引起其他疾病，我们组织一些党员干部和学生会的骨干，收一收垃圾。不知道学生们的状态如何？”
段衡山道：“隔离区喷洒了不少过氧乙酸，到目前学生也没有发现有发热现象，多戴几层口罩，应该没有大碍。凡是勇敢站出来的学生，以后在分配上给予照顾，凡是勇敢站出来的教师，就作为重要骨干来培养。”
当骨干们被叫到西区操场时，听到侯卫东主动带领大家收拾垃圾，大部分骨干都表示愿意为大家服务，仍然有少数人表示了拒绝。
段衡山看着离开的十来个教师和同学，轻声对郭兰道：“离开的学生就算了，但对留下的教师和离开的教师以后使用要有区别。”
郭兰从小在学院长大，又在组织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认识大部分教师，她拿出随身带来的笔记本，将离开的教师记了下来。
段衡山道：“晚上，你和卫东市长都到我家里来吃饭。”
紧张而忙碌的一天很快就结束了。这一天，大量身着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卫生人员不断地在校园里全面消毒，弄得整个西区隔离区如同浸泡在消毒药水之中。四千多被隔离的教职员工情绪稳定下来，也没有继续出现发烧症状。
广播中传出来轻柔的钢琴曲，在晚风中掠过湖面，飞过校园，钻进宿舍楼，回荡在同学们耳中。很多年过去，提起2003年的隔离岁月，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过氧乙酸和飘在空中的音乐。
树欲静而风不止
侯卫东、段衡山和郭兰都住在教授楼里，隔离区的第一天工作结束以后，晚餐便在段衡山家里进行。
段夫人的冰箱里贮量丰富，还有不少腊肉，她做了六盘菜，色香味都还不错。段衡山开了一瓶茅台，道：“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就与卫东市长和郭兰喝一小杯。”
段夫人则给郭兰母亲端了菜去。
“郭兰，你也别推，这一小杯酒也是消毒酒，你这个小姑娘今天很勇敢，办事效率高，组织部长没有白当，我很满意。”郭兰作为应急小组副组长，一直在做具体事，把繁杂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极为干练，段衡山看在眼里，大为欣赏。
郭兰接过酒，试了试，道：“好久没有喝酒了。以前在成津工作，陪同领导时不得不喝，喝过之后，总会很久都不舒服。”
段衡山道：“那时卫东还在当县委书记，没有保护好组织部长，你失职啊。”
侯卫东此时心情颇为复杂，小佳驾车闯益杨的举动，让他既感动又惭愧，可是见到宁静、优雅、干练的郭兰，他又深陷其中，欲罢不能。听到段衡山的玩笑话，他举了举杯，道：“郭兰，赔罪一杯。”说完，仰头喝了一杯。
吃过晚餐，侯卫东回屋等待。
郭兰来到里屋，见母亲已睡下，坐在床边，道：“妈，这么早就睡了。”
郭师母道：“兰兰，你早点到上海就好了，就不会被隔离。”当西区被隔离以后，她心里很是焦虑，就如祥林嫂一样总是在口里念着这个话题。
郭兰为母亲理了理被角，安慰道：“上海也在闹‘非典’，得不得病是一个人的命，等到西区的隔离解除了，你跟着我到上海去，租一间房子，我们还是住在一起。这个小保姆好逸恶劳，眼里看不到事情，‘非典’过后，重新找一个。”
郭师母摇了摇头，道：“我不会离开沙州大学，也不会到上海去打扰你生活，你安心去学习，别担心我。小保姆懒是懒点，没有什么坏习惯，凑合着用。”她与郭教授一辈子相濡以沫，从来没有分开过，在这间房子里，留着郭教授太多的气息，她不愿意离开这里到另外的陌生环境。
“那你先睡吧。”郭兰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寝室。
到了客厅，从市场上请来的保姆正在看电视，见郭兰出来，便仰着脸气鼓鼓地迎了过去，道：“大姐，我要讨个公道。”
郭兰见了保姆的神情，心里暗自奇怪，道：“有什么事吗？”
那保姆语气很是生硬，道：“这一次到你家来当保姆，真是倒了霉！现在学校被封了，我们都有可能染病，我怕得很。”
此时，郭兰只认为保姆是害怕，也没有往其他地方去想，安慰着保姆，道：“这种隔离就是保护措施，两个星期以后，大家就没有事了。”
保姆说的却是另一回事，她的声音很大：“我被关在学校，随时可能得传染病，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胸口闷得慌，在你们家受了这么大的罪，你得加钱。”
郭兰就如正在喝水突然被呛了一口水，而保姆一直仰着头，勇敢地看着郭兰。
“你要加多少钱？”
那保姆在城里混惯了，乡村里的纯朴早就丢在身外，见郭兰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知识分子脸皮薄，一般不会拒绝人，她便开了大口，道：“隔离一天，总得加两百块钱工资，我这是提着脑壳来工作，给点买命钱。”
在2003年，郭兰工资涨了数次，又调到了大学，也不过一千五百多元，算起来一天就是50元，保姆的要价已是很高了。
郭兰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识人阅人的本领学了不少，尽管因为隔离而加钱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个女人如此露骨的要钱劲实在让人讨厌。她立即在心里作出了决定：“这个女人心不好，等到隔离解除，就将她解雇。”口里道：“一天加两百太多了，一天最多加五十，这是最高价了，你比我的工资还要高。”
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把价钱定在了隔离期间每天加一百元。
谈妥了价钱，保姆心满意足地坐在客厅里看连续剧，原本温馨无比的家，此时有了保姆在家而变得与往日不同，郭兰再进了里屋，母亲已经睡着了。
接到短信后，她在卫生间里悄悄给侯卫东打了电话，道：“我过来，保姆在家里，你把门虚掩一下。”侯卫东见过保姆，对她的印象不好，道：“你家的女保姆长着鹰钩鼻子，看上去很阴险，当初怎么找了这么个人？”郭兰道：“我妈摔坏了，当时特别需要人，就没有来得及慢慢选，现在保姆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