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可能像国民党与日本人那样搞三光政策，但加强管制还是可以的，胡卫东以军事管制和民兵建设双管齐下来治标、同时努力做好群众工作、发展各县农业生产以治本。考虑到红军兵力不足（要想确保根绝匪患，驻军兵力要达到匪寇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胡卫东决定对于那些新夺取的县分暂时只控制城镇和交通线，以免太多的行政人员白白牺牲，同时调动大军从巩县开始逐县清除匪患，也即是将红军转变为宣传队和工作队代替行政人员和政府干部下乡工作，土匪动手无疑是自寻死路，而不动手的话等该县民兵系统完成，他们也再没容身之处了，加之与优势敌人朝夕相处的巨大心理压力，隐匿的土匪要么逃往邻县、要么露馅被抓，其中更有相当一部分人摄于红军的压力、或是被其爱护百姓之举所感动，而主动出首认罪。
对于土匪的量刑，胡卫东在采取“只诛首恶、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两大基本方针的同时，还特别规定“qiáng_jiān 妇女者杀、杀害老人、妇女与幼童者不赦（即是说自首也杀）。”，理由是为了生存而抢**有可原，而一旦作恶失去了底线，再想改造成好人就太难了，不如杀掉比较省事，这虽然增大了清除匪患时的阻力，但却成功地杜绝了匪患的死灰复燃，令一度沦为贼窝的豫西地区渐渐重现太平景象
尽管如此，豫西剿匪还是足足花费了半年之久，零星的匪乱更是一直持续到抗战前夕才完全消失，在此期间，红军损失指战员5746人、苏区政府工作人员牺牲729人，其中党团员多达八千余人，群众的伤亡更是达到了两万余人，损失甚至比之前与**大部队交战还来得大。但也正是在此期间红十五军频繁化整为零进行小规模战斗的经历，令其在抗战前期可以较快地适应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而河南自清末以来大半个世纪无人能治的匪乱在赤色党手里彻底根除，更令那些以前一直攻击赤色党“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的家伙闭了嘴，也赢得了大多数百姓的支持，为苏区政府集中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