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师恩深重，但华罗庚还是坚持道，“如果国家亡了，再多的成果又有何用？红军是抗日的，帮他们就是救中国。而且学生一直认为，数学是要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而不是只能作为卖弄的谈资，此去洛阳正好是一个机会，让学生将自己的所学所思应用于实践之中。而且数学与旁的学问不同，在哪里都能研究，何况如果那位胡将军是实话实说的话，洛阳的条件也未必很差”
熊庆来知道这位得意弟子素来极有主见，便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什么了。
在奔赴苏区的年轻人中，像华罗庚这样深思熟虑的并不多见，其中一大部分都只是一时的热血而已，随大流跟风的也不在少数。虽然豫西苏区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好得多，但有一点还是令他们难以忍受，那就是缺乏自由，话不能随便说、人不能随便见、地方不能随便去，这令那些年轻人怨声载道。但胡卫东这么规定自有他的道理，一来中国人历来缺乏保密意识，历史上无意中泄露出去的机密数不胜数，只有以严格到近乎苛刻的保密条例才能尽量避免泄密，并逐渐将这个缺点纠正过来；二来抗战时期环境十分恶劣，各方关系又十分复杂，加之赤色党内“左”的思想仍有较大影响，在人们普遍神经紧张、甚至有些过敏的状态下，这些年轻人若是举动失当，很容易引起误会而害人害己，例如清华研究生熊大缜历史上就因此枉死，并连累了一大批同学、同事和他的老师叶企孙
但胡卫东既然知道这段历史，自是不会坐视悲剧重演，他除了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之外，对于熊大缜等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也都给予了重点关照，即使受到审查，胡卫东也保证他们可以继续原先的研究课题，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加之胡卫东并没像历史上的组织那样完全按照需要安排知识青年们的工作，而是兼顾了个人的专长与兴趣，使得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历史上因为根据地需要而转行研究化工和弹药的熊大缜就得以继续研究他自大学期间就开始的红外成像课题，最终在胡卫东的关怀下成长为世界级的红外光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