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的,榆林之事亦然,朝廷的严厉封锁之下,消息闭塞,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也能够简单地判断出,那里并不平静。
关内道前后征召的兵役、劳役,超过十万人次,成千上万的马车、驼队,装载着数不尽的粮草军械,向榆林输送,而最显著的,就是自赵王刘昉率军北上榆林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间,陆陆续续,有超过五万的朝廷各路官军也踵迹以入榆林。
至于那些背插军旗,骑着健马,飞驰于榆林至东京驿道间的驿卒,整个冬季都没有停歇过,或传令,或上报,或通知,而诸驿,尤其是那些军事驿停,也始终处于连轴转的状态。
消息的封锁,仅仅针对那些层级不够的普通人,但对于大汉上层权贵而言,榆林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即便不能全悉,也多少有些耳闻。
当然,最清楚的,除了剿贼前线之外,就属政事堂了,就是刘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面的了解,他只是适时地查问一番,真正关注着,替他顶着的,还是太子刘旸,而刘旸,对此也一直比较上心。
不过,对于榆林的平叛,刘旸这个太子也十分坚决,没有优柔寡断,没有心慈手软,能够拯溺那数万榆林难民,已经是他努力的结果了,问心无愧,至于其他人,力不能及,自不必强求。
对榆林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这是刘皇帝的态度与想法,但具体怎么做,并不在意。而由赵普提出的这项封锁政策,不得不说,很毒辣,完全是打蛇七寸。
当初,赵王刘昉在北上榆林之后,除了把定边周边的一些叛军以及党项人驱杀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而后直接东进,入驻扎夏州。
其后,刘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挥系统的构建、指导思想的建设以及军事准备上。如果说关内,在静默管理下,只是生出了一些弊端,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引起了一些民怨与不安,那在榆林,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势。
平叛从封锁榆林开始,随着刘昉的抵达,在榆林境内,也彻底展开。刘昉往各州县城镇派驻jūn_duì ,增强防御能力,同时大挖封锁沟,把城镇、据点与广大乡野隔绝开来,jūn_duì 的重心,也放在抵御叛军骚扰以及保障后勤补给线上。
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际,大汉对榆林的统治,已仅限于夏绥银盐灵这些主要城镇,城镇之外,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似乎将之彻底遗弃了一般,随叛贼
剿贼行营向各官府及全军发布的命令中,直白地写着一句,不使一粒粮、一匹布,流入叛军之手,当然,最终演变成的是,榆林过去需要从外部输入的各项资源,被彻底断绝,尤其是粮食。
榆林的生存条件,本就恶劣,过去也没有经过太精细的开发,汉胡矛盾,也牵扯了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皮货、甘草、青白盐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本身农牧业的发展,并不足以满足整个榆林的生存需要。
乱事一发,脆弱的经济体系,就彻底被打破了,叛军烧杀抢掠,裹众作乱,官军严防死守,驱逐限制,一个冬季过去,整个榆林,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衰败下来。
刘昉进榆林之初,不论是盐州的袁恪,夏州的李继迁,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军,都警惕异常,甚至做好了全力应对一轮浩荡进剿的准备。
像袁恪,由于大本营明湖乡距离定边太近,干脆放弃,向北转移,想要把官军吸引到党项人的活动区域对付。
结果,抛足了媚眼,官军根本不为所动,刘昉的目光更是没有放在那些叛军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天气逐渐严酷,随着官军一系列的调整展开,即便再愚钝的人,也都反应过来了。
官军的手段,实在太毒辣了,进军平叛,剿杀的只是造反的叛军,而如此封锁,对付的却是整个榆林境内的人口,不论胡汉。
此前,各城官府,还能收容一些主动来投的汉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护与救济,等各城的封锁沟挖成,这条生路就断了。至于向南逃难,见机早,走得快的,还有生还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没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