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齐贤，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经历，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宝贵的一份资源。在朝，张齐贤或许难以压制住众多的势力，但在西北派系，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统内，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
并且，自榆林之乱以来，更准确得讲应该是朝廷全面停罢西征大政，整饬弊政，改革民生以来，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大乱子了。
对此，张齐贤既欣喜，又不免心存隐忧，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了，作为帝国民族成分、风俗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天然就存在动荡与骚乱的因子。
脱离了西北多年的张齐贤，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尤其在皇帝刘文澎不大让人放心的情况下。
如此，便促成了他晚年的这次西行，他入仕四十余年，为国为民，辛苦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真让他晚年默默垂老，直至离世，那也是做不到的。
而张齐贤在晚年的这次西行经历，最后被他写成了一本书：《饶阳公西游记》。
从后世来看，这不仅是一份考察旅游记录，更是一本政治见闻，涉及到整个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的描述，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张齐贤在治国方面的经验与思考，极大地呈现了张齐贤在雍熙时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对大汉帝国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影响，从中也反应出大量“开宝盛世”与“雍熙之治”的情况，对史学家们研究“开雍盛世”极有价值......
回到延禧驿外，陪同张齐贤西行的，只有僮仆护卫五六名，以及小儿子张宗信，而前来给他送行的，只有两人，财政使李沆与左副都御史鲁宗道。当然，作为前首相，还不至于如此凄凉，只不过张齐贤走得突然，刻意避免。
财政使李沆就不用多说了，鲁宗道乃是朝中有名的谏臣，素有“小王禹偁”的名声，因为直言敢谏，明法严律，得罪了不少人，张齐贤算是其恩师，在朝中也多有维护。
“太初兄，老朽当了这个逃兵，愧对先帝，汗颜无地，朝中之事，今后就多仰仗兄了，望小心行事，善加珍重！”收起老脸上的凄迷之色，张齐贤向同样须发灰白、一身常服的李沆拱手一拜，郑重说道。
李沆还是那副儒雅的风度，即便白发苍苍，依旧泰然自若，不动如山。感受到张齐贤那复杂的心绪，拱手回礼，分外从容地应道：“师亮兄言重了！我亦饱受世祖、太宗两代先帝隆恩，此志不改，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而已......”
“太初兄器量恢弘，我不如也！”听其言，张齐贤惭愧一笑。
言罢，又扭头看着即便送行也表情刻板的鲁宗道，略作思忖，抬指道：“贯之，你刚正敢言，嫉恶少容，朝廷需要你这样的忠直之士，就是缺乏一些变通。只盼你日后遇事，能多些机变，如此方可长久！”
面对张齐贤的告诫，鲁宗道的表情松弛了些，爽朗一笑，话还是那般直：“相公当知，鲁宗道进谏，不莠言，不欺君，事事以公，务实求正。若事谏言之虚名，抑或惧不敢言，做那昏昏之徒，不若辞官，回乡教书。
何况，天子不如祖宗之英明神武，正需忠言善谏规劝，若我等臣子不发声，岂不让小人得逞？”
鲁宗道显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人，见他那一副慨然，满脸正色，张齐贤也不好再叮嘱他的为政处世哲学了，强行教诲，或许还会伤及师生之谊。
“珍重！”
最终，以一声饱含深情的道别，结束了这场静悄悄的送行。三人都是饱学之士，但一没折柳，二没吟诗，张齐贤就这么走了，离开他待了近二十年的京畿。
不过，在登上车辕时，张齐贤仍不禁回望，视线极处，西京雄壮，乾元高耸，即将远离之际，老相公心头实则依旧惦念着庙堂，挂怀着皇帝，同时，迷离的目光中，也包含着一丝对帝国未来的隐忧。
对皇帝刘文澎，张齐贤显然是不那么放心，就更别提“信心”二字了。但不管如何，脱离了那个位置，他能对大汉帝国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只能默默地祈祷，皇帝在亲政之后，能够有所改变，少些折腾，不要败坏了世祖、太宗两代帝王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