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1018年）秋七月既望，銮驾亲临帝国第一座综合性政法大学，向阖校师生，发表讲话，以咨鼓励。大学全称：大汉政法大学堂。
坐落在苏州昆山的娄江学院，在早期的“临淄王集团”中，堪称是立足根基，人才宝库，建校十多年来，也为江南、为刘文济提供了大量吏干之才，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践，最早那一批，已经晋级为朝廷命官，官位最高者已经做到一县主官的要职。
不只是普通的吏职人员，似范仲淹这样的顶级人才，则完全是意外之喜，还附赠其兄范仲温。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已初步证明，专科吏才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甚至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然还是需要具备足够的前提，首先要有足够强力的当权者的支持，其二要有开放的教育思想观念，其三还需要有足够多高素质的生源。
而这些条件，在建隆元年的大汉帝国，都勉强具备。过去的几十年，得益于帝国的强盛，军事上不断胜利，经济上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进步，自然而然地引发帝国在思想层面的发展进化，各种思潮涌现，经世派，西昆派，改革派，保守派，以及各种地方派，可谓层出不穷，社会风气在变化，教育观念也在不断进化。
世祖时期，对文人文臣实则是有不小压制的，但进入太宗统治时期后，在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就逐渐放宽了。也是从雍熙开始，中国大地再度迎来了一个璀璨而繁荣的文化盛世。
包括在康宗时期，由于皇帝的荒怠，吏治的由清转浊，更引发了社会上的诸多思想共鸣。过去的二十多年，也给了各种学术家、教育家冒头的机会。
当然，在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一切的一切，皇帝的态度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当今天子刘文济，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对吏政学校的支持。
还是临淄王时，刘文济搞出娄江学院，还只是一种试验，一次实践，但等到登基并坐稳皇位之后，他便着手将十余年探索、实践、论证所得的结果，正式应用推广了。
早在端拱三年初，刘文济便下诏，将娄江学院升格为道级吏政学校，置于江南布政司衙下直辖，由学政官进行管理，完成了由半官方学校到官方院校的进化。
如果说，此前娄江学院毕业之学生，多供应给苏、秀、上三地，那么从雍熙三年起，将是为整个江南道，供应吏政人才，这是跨越式甚至是颠覆式的变化。
别看只是一所以培养专科下吏为主的学校，但身处江南道的权贵们，已经真正嗅到了那股不寻常的气息，那几乎是一种大变革的前奏。
对于地方上的权贵与官僚们来说，朝廷要精简人员，裁撤冗官冗员什么的，不管声势闹得多大，都有办法应对，有的手段，有的是时间，同中央周旋。
从世祖开宝时期开始，到整个雍熙时代，即便是康宗都喊过裁撤庸官冗吏的口号，但事实上呢，到刘文济都登基当皇帝了，冗官冗吏的问题，依旧不轻。
过去的二三十年，取得过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标不治本，哪怕早在开宝时期，世祖就下诏对全国道府州军县镇乡里各级官府机构官吏人数及相应俸禄做了一次全面的规定与限制。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有隐户，地有隐田，这官有隐官，吏自然也有隐吏，编制内受限，还有编制外的临时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监管能力有限的时代下，很多问题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发、改良、压制、再爆发的循环中。
而仅从“吏政”事务来看，皇帝搞出这么一个吏政学校系统，却有些许触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权贵之所以为权贵，在于帝国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待遇，根子上的问题，不能通过直接挖根去解决，于是，从吏员供应改革结合行政监管，变成了刘文济琢磨出来的解决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这仍旧是一种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来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对加强帝国中枢权威，对控制冗员与地方监管，对提高帝国职吏素质才干，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在刘文济的构想中，对于吏的清治，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彻底地明令禁止各级衙门私授吏员，即便不能将这份权力收缴中枢，也要使去编制化、制度化。而最终的形态将是，在未来某一日，大汉各级吏员，当从诸经过吏政学校培养学习的学生中去选拔，而不是单纯凭各级官僚一己之好恶偏私。
而要做一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更完善的制度，更广泛的意识，更多的拥簇，还有更重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