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晖是一座逐水而建的城市，密布的港汊，纵横的水网，都使城内外大量建筑为水环绕，甚至就在水上。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朝晖城从外观上而言，并不规整，一些奇形怪状的布置与设计，将传统汉式建筑的整体感与美感都破坏掉了，但与周遭环境结合起来，却又并不突兀。
城池的规模并不算大，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帝国本土那些一去二三里的小城，甚至犹有不如，但层次分明。沟渠环绕的朝晖城，分水、陆门六座，船只能够直接通行内外。
城中分内外城，内城自是王城，专供王室成员居住、治务；外城范围要大些，是为吴国贵族、官僚及有一定身份、财产的汉族生活居住，同时主要的官署、机构、仓库等建筑也都设在外城。
城中自是秩序井然，巡逻严密，防护森严，这也是朝晖城或者整个南洋地区汉城、汉镇一个普遍性的特点，那便是种族隔离，城中那是汉人老爷们常住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当地的原住民是不能进城的，当然，有些清理城市、掏粪运粪、搬运苦力的下贱活计，还得蛮夷来。同时，一些归化的有一定地位的土着，也能定期到城中进行汇报。
也可以想见，朝晖城里与城外，是怎样天差地别的悬殊。脏乱差，乃是恰当的形容词了，但偏偏是城外的港口、商业、土地以及大量土着聚居民，供养着城内的干净整洁。
平心而论，朝晖城的情况，并不符合一个艰苦奋斗、向上发展的新生国度该有的气象，但从现实条件来考虑，汉家子弟跨海涉洋原来开拓，本就艰苦卓绝，牺牲巨大，活着的不为富贵享受，难道还要与地方土着同甘共苦吗？
同时，不管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是为了维护统治，维持汉人崇高地位，保证其扩张欲望，对土着进行一定的剥削，都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剥削，何来发展与繁荣？辛苦劳动、遵纪守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也是一种剥削，只不过在广阔的南洋洲陆，汉人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份剥削转嫁到土着身上。这就是接受文明的代价，同时也是对土着的一种鞭策与激励，他们太懒、太野蛮了，懒惰而不知礼仪的人，如何本赴光明美好的未来？
汉地的平民到了这里，只要敢打敢拼，很快就能成为土着眼中的“汉族老爷”，当然，这种情况也只存在于开拓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加多，汉族移民地向上发展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在城里城外，以及朝晖城周遭，汉族平民也同样不少，他们虽然享受国内待遇，但也不具备“贵族式”特权。想来也是，如果仅靠那些土着，其生产力可没法供应这么众多的汉族老爷，对于诸多汉族移民来说，美好生活还得靠自己双手去创造。
勾吴国，是个极具封建特点的地方，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在这个国度，上下各阶层，几乎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服务贵族而展开的。
其行政、司法、经济、民生乃至军事，都贯彻着权贵的意志，比起中央帝国，权贵的贪婪性与剥削性都被极大地放大了。
同时，在权贵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钱贵”的新兴阶层崛起，这也是地缘因素导致的，南洋这些封国，都具备浓厚的商业属性，堪称无商不立。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从事贸易起家的商贾势力的抬头，也是可以预测，虽然他们对国家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但也已名正言顺地进入到统治阶级，和那些汉族的种植园主一般，属于封国的上层建筑。
而新兴商人阶级的崛起，在整个南洋，都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具备足够经济实力的他们，也必然希望获得与之相衬的政治地位与保障，这是一种本能，想要实现还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南洋的汉人移民，其生存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来自大陆传统观念的束缚，却也没那么容易就彻底打破，尤其是还有一大波掌握强权的贵族的压制，他们是最强势的保守者。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南洋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阶级实力、势力的不断增涨，终将对南洋封国的统治格局造成冲击。
但在当下，他们还不够格，还需要积累，这个时代还是由封建王权为代表的权贵说了算。甚至于，在南洋诸国，儒学家与佛教徒们，其地位都要比种植园主与商人要高。
尤其是前者，这是汉文明在南洋地区传播、汉人征服广阔洲陆最根本的保障与力量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个封国不重视。从开宝时期第一座儒学馆在良平岛建立起来之后，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儒学馆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地区冒头，规模虽有大小，但儒家的经典教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传播而来，浸润这片广阔天地。
当然，传播到南洋的儒家教义，显然是有失传统的，在帝国本土的儒家学派中，包括那些新兴的地方学派，都对南洋的儒门大加鄙薄，因为荒蛮之地难出良儒，也因南洋儒学越发明显的跑偏，乃至魔改......
断章取义、篡改经典、辱没圣贤，是帝国传统儒门对南洋儒学的强烈抨击与指责，其中扩张性的、有失仁道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连铜臭商贾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教义宣传之中，这如何不让传统派们痛心疾首。
但本土非议再多，却并不影响诸国对南洋儒学的支持乃至推崇，毕竟，也不见大陆那边骂得狠的儒学者们南来纠正。
何况，诞生于大陆的儒学，到了环境迥异的南洋，有所改变，也是适时应景的事情。而南洋儒学，除了与大陆儒门的格格不入之外，在南洋当地，尤其在诸国之间，也有相当的分歧，几十年间，也碰撞出了不少思想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