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这样，安东国这两百多万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够比的。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安东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汉族，其他蛮夷部族，也有长久的驯化，宗教信仰上也没有那种非我即敌的矛盾。
当然，在刘文渊时代，安东国对关内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着一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总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过大多需要践踏道德底线与法律准绳。而在南洋航线上不绝如缕的那桩黑色买卖，安东国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离较近，风险更低，很多从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终目的地就是安东国，而安东官府，在这方面也并不吝啬。此番，安东事发，也正因这项产业。
而通往安东的路线，也有许多，海运、河运、陆运，可谓渠道众多，条条直通。不过，曾会这个安东国的“扫把星”，从率宾府开始，就着力打击此事，等他掌握辽东道，对边境地带进行一系列严厉整顿与打击后，通往安东的黑色产业方才消沉下来。即便宗藩大会后，从朝廷上层放宽了移民限制，但辽东道这边，始终执行着曾会的高压政策。
这也导致安东国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长上，几乎陷入停滞，因此，过去的这些年，对曾会深恶痛绝的除了安东国那边之外，就是游弋在安东、辽东边界那些从事黑灰产业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对堂堂封疆的刺杀行动都搞过，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会以近古稀之高龄在辽东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对曾会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着他高升到京城去当宰相......
不过，安东“移民生意”事发，却不在辽东，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时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将事情捅了出来，直达天听。
首先，夏竦在津海关逮捕了十几名大大小从事“劳力输出”的商人，经过拷问，一条打着“移民”旗号，而实际进行人口买卖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纱，将其黑恶的真相暴露出来。
夏竦除了将案件侦办经过，详详细细地禀报之外，还给皇帝刘文济上了一道情绪激切、措辞严厉的谏章，尽陈人口买卖于国于民之大弊，请求朝廷严加整饬，天地一片澄清，还黎民一个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钦若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几年湖北持续的水灾中，因赈救得力受到提拔，累进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个大事情。
关于“移民生意”的问题，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该严厉谴责与打压的。而哪怕从统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对朝廷中枢来说，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国人口的膨胀与爆发，的确在“活人”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以来，土地都是国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财富，毕竟是指着活命的根本的东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劳力的经营与耕耘，方能产生财富。而这一切，最终还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壮年上。虽然帝国在税制的改革上，基本实现了以土地作为纳税依据，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经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税务的收取上，仍旧免不了“以人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发上。
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视，朝廷需要的产出、税收与徭役，都需要黎民的双手来创造。
哪怕是那些权贵与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样是有觉悟的，民力即财力，哪怕为了他们拥有的千顷良田、万亩沃土，哪怕为了当人上人，为了足够的下民给他们剥削，都不可能对帝国人口的流失熟视无睹。严格地讲，这涉及到阶级利益，这也是帝国权贵、地主阶级与海外封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人口输出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从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国策，别的不提，大汉帝室在这方面为海陆封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绝不亏欠他们；
二则是，在世祖的推动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国内部掌握巨大影响力的权贵一起“下海”了，他们在海内外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相比于这二者，围绕着人口生意而诞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也很难通过从中获取的暴利来影响到帝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决议，顶多将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权钱交易的事。
不过，日积月累下，人口流失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弊，尤其是从事“劳务输出”贸易的黑色产业，这已经成为寄生在帝国庞大躯体上的一颗毒瘤。
宗藩大会后这两三年间，有朝廷新约与国策作为指导，干这个行当的商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被拉拢腐蚀的权贵也更多了。朝中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一些地方官府，则已经行动起来，但没有强权推动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着。
而对于这些问题，自皇帝刘文济以下，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没有察觉，未必没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着多重的顾虑。
夏竦做的，就是将此事彻底捅了出来，让其再无遮掩，让朝廷别无选择。当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恶劣性质与结果，夏竦还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到了朝廷的台面上。
根据那些商人的供述，他们是专跑安东路线的，同时，据他们所说，二十年间，从大汉各地往安东国输送的人口绝对不下二十万，他们在其中，只占部分。
同时，安东国那边的交易对象，也一一浮出水面，不乏安东高层的权贵家族。更令人惊骇的，是安东官府那边，“竟然”有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同样也拉出了一串的安东官僚，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安东国啊，吃相太难看了！安东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对于安东，朝廷高层有一大批人，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充满了忌惮与防备。这其中，除了基于帝国安全与稳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嫡长之争”有关。
太宗刘旸与秦王刘煦这两脉之间，虽然从未爆发过正式的关于帝位的斗争，但在暗处，这种角力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事情。
到了刘文济、刘文渊他们这一代，显然也延续了下来，并且安东王刘文渊三十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动作都是不加掩饰的。
而朝廷对安东，又何尝没有防备与制约，从太宗时起，其余封国在帝国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独刘煦的秦王爵位已经旁落几十年了。
至于刘文济对曾会的大力提拔与任用，更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了，双方之间，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并且，随着安东国的羽翼丰满，而愈显尖锐。
当夏竦借“移民案”把安东国扯出来，树为靶子的时候，朝廷内部那些早就看安东不顺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们，又怎能不瞄准放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