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后萧氏病逝于洛阳岳桦宫,享年八十。皇帝刘文济正处泰山封禅归途,噩耗东传,闻之痛哭,乃至惊厥,行营震动。
对萧太后之崩,刘文济除了悲恸难抑,另有难言之愧疚,问题还是出在封禅之事上,萧太后此前是明确反对他行此大典的。
基于此,刘文济很难不往“太后是否被他气死”的方面去联想,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让刘文济追悔莫及。
同时,四十年后再临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只、祖宗英灵,本该是志得意满,豪情荣耀,然在事实体验上,并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巅的世祖功德碑,于刘文济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严肃穆,更让人感到卑微。刘文济的内心还是其骄傲一面的,站在碑下时,也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因此,封禅大典虽然最终如期顺利进行并落幕,但在登临泰山之巅的那一刻,刘文济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萧太后之死,则加剧了这种愧疚,甚至生出“万方之罪,加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阳刘文济,为萧太后举行了一场堪称轰动的国丧,规模之盛,远胜当年慕容太后崩逝之时,让内阁大学士朱祺为其立传,述其睿智、坚贞、端重、贤明,同时加尊号孝章明皇后。
萧太后一生,对刘文济的成长成就有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关键事务上的关键建言。其崩逝,也是对刘文济的最后一次提醒,并且作用很大。
至少从建隆十五年封禅之后,刘文济收起了他那些难以抑制的志得意满,以及矜功伐能的行为,一直到其驾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枢密使曹玮以疾薨。老国公、枢密使杨延朗,于建隆十三年薨于府,曹玮则以克定西南之功,还朝之后,顺理成章地晋位枢密使。
曹玮死后,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继任,又升擢董从俨、萧惠两个灭金统帅为枢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汉帝国的军令管理系统。
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导致军令系统内的矛盾加深,曹玮也就罢了,有西南之功的弥补,论什么方面,他当枢密使都没人能挑战。但折惟昌的话,虽然同出名门,但董从俨可不甚服气。就一点,西南之功与漠北之功,孰重?
从曹玮开始,帝国又一轮高层变动的阀门仿佛打开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书曹利用罢相,他这个宰相,只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曹利用罢相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恃宠生娇。而作为刘文济潜邸心腹,从龙重臣,他也有生骄的资本。这是贯穿他中枢生涯的表现,只不过,在各种时期表现程度不一罢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没了边际,就容易变“宠”为“怒”,惹来祸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经常吹嘘彰显自己与皇帝的亲厚关系,吃点酒就喜欢拿当年潜邸之时的“小故事”来分享。
等到泰山封禅成功,自诩又为皇帝实现了一桩功德,更加志骄意怠,忘乎所以。兴致起来之时,君前失仪也就罢了,但他喜欢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禅之功”,就越发让刘文济厌烦了......
曹利用是幸运的,如果是封禅之前那段时间的刘文济,以其心理状态,面对这种情况,能不能活命都要打个问号。所幸,刘文济最终还是顾念几十年的君臣之情,给他留了一份体面。
以青唐(西宁)地区人情不稳,遣曹利用为青唐巡抚使,前往坐镇,剿抚治安。青唐地区,乃是世祖朝时,大将杨廷璋追剿甘州回鹘余部,一并拓地收复的。
在行政区划与军事戍防上,河西、陇右分别负责。而青海湖东边的青唐地区,则属于陇右道治下,不过六十多年下来,陇西道司经营重点仅止于河湟,至于更西边,实则处在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
不过,由于朝廷对西北的重视,精兵镇守,一直没有大乱。不过,在最近的二十来年,在青唐地区却慢慢崛起了几个股吐蕃势力,或以信仰惑人,或以族裔聚兵,比如妖僧李立遵、邈川族首领温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