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时间里,对刘继英、刘维箴这一子一孙,刘文济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时,再光鲜华丽的外衣,都难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开始,睢阳公刘继英便被刘文济安排进朝廷部司,实地实际参与朝政,学习培养处置国事的判断、处置能力。
而刘继英先后在理藩院、财政司、都察院、吏部、枢密院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轮职锻炼,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赐侍中衔,入政事堂行走......
这一系列的安排,无不说明一点,刘继英在“预备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即便刘文济以强势酷烈的手段维持着朝局,压制太子党争,随着时间的流逝,睢阳公刘继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就源于皇帝这种极具指导性与迷惑性的安排。
同时,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刘继英也的确表现不错,尤其在随皇叔祖刘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时间,十分踏实认真,很明白皇父对宗藩关系事务的重视,用心地学习相关事务的判断与处理。
在其他部司轮值时,也是卖力表现,虽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进步的态度,是分外积极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对刘继英交口称赞,渐渐认可其“贤”与“能”。
只不过,两三年下来,或许是为那些声名所累,又或许是过于追逐所谓贤名与才名,刘继英开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实事干得少了,高谈阔论多了,慢慢地,连心思都变了,开始专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买人心。
而对这种沽名钓誉、务虚避实的行为,刘文济还特地加以训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刘继英很快就故态复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给带偏了,皇帝的指正行为,经人一“翻译”,就变成圣意属定,否则何以如此费心......
可以说,在章德太子刘继礼刚刚薨逝的时候,刘继英是占了不少优势的,不在于杨氏外戚、军功贵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间那如潮声势,根本在于,皇帝刘文济对他的好感与喜爱。
至少,比之那个迂缓迟钝的皇长孙,要更受刘文济钟意。毕竟,刘文济自诩英明之主,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总还是更喜欢找一个“类己”的。
故太子刘继礼,虽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聪明,相反,他很聪明,只是性格原因,导致行事作风,给人一种软弱之感罢了。
而对刘文济来说,眼瞧着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环逐渐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质,这同样是一种煎熬。
刘继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识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太不聪明,在竞争太子过程中的诸多表现与手段,也显得太不明智。简单地讲,多做多错......
若是刘文济于建隆二十年就册立新太子,那么胜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刘继英,但偏偏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迟则生变......
而作为刘继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皇长孙刘维箴就显得朴实多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只做了两件事,守孝与读书,除此二者之外,刘维箴并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对夺嫡之事,也显得漫不经心,朝中的声势都仿佛是支持者们以及杨氏的反对者们自发形成。
当然,刘维箴能如此稳坐钓鱼台,万事不萦于怀,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人出谋划策。时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廪,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孙。
王士廪以祖荫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过科举正考入仕的权贵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许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观人识人上,却深得其祖父真传。
在夺嫡之争初起之时,便仔仔细细地替刘维箴分析了包括皇帝态度、朝廷局势、外戚实力、宗亲态度、贵庶风向等一系列优劣对比,最终给刘维箴的建议,核心只有一条,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也无需怕被刘继英成功夺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费,若陛下心存犹豫,那么朝廷上下,绝对少不了替皇孙说话的人......
刘维箴听从了王士廪的建议,也是按照其建议做,并且做得还不错,谨言慎行,人畜无害。并且,根据朝局变化,不断调整言行举止。当然,更多的时候,刘维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
就这么着,当刘文济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长孙身上,却蓦然发现,这个皇孙在满朝喧嚣的环境下,竟能如此守静,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刘文济也是第一次奇之。
刘文济不喜其“迂懦愚钝”,但在一次读书时,他读到《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文字描述有春秋笔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轻时,比之秦、晋、赵三王,亦以“迂缓”着称。
这则“发现”,也是刘文济改变对刘维箴看法的开始。值得一提,将那册《太宗实录》放到皇帝读书目录中的,乃是时任内阁侍讲的包拯。
当刘文济同样将放大镜照向刘维箴的时候,王士廪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刘文济眼里,刘维箴这个孙儿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他至少持重、纯粹,失之英睿,但“不折腾”,也是一个帝王难得的特质......
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