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对建隆时代的延续，整个帝国自上而下，从国策到体制，都是世宗皇帝那一套。
而这份延续性，说是对世宗皇帝的尊重也好，还是皇帝本身平庸也罢，但至少让大汉帝国的巅峰时段有延长了几年。只不过，作为帝国的掌舵人，缺乏如先帝那般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协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再向以往那般平稳前行，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也不得不说，世宗皇帝对刘维箴的看法是准确的，他也的确不能算是一个折腾的皇帝，终其一生，没有修宫室，筑奇观，节俭不至于，但也没有过于铺张浪费，也拒绝了朝臣提请的地方贡献。
不过，作为帝王，该有的享受一点没少，尤其在女色上，后宫佳丽上百，而物质生活上，仅少府近百年积聚之财货，也足以供应他了。
另一方面，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深入的、具备政治意图的巡视，只在中期，因洛阳粮困，到东京去住过几年，派遣重臣宰臣，巡抚地方，倒是经常做。
在对皇帝这个职业的态度上，刘维箴也始终是一致的：朕安心坐朝，诸公尽忠治国。紫微城的崇政殿没有再更名，但刘维箴的的确确在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也并没有字面上呈现的那般简单，至少基本的权柄要掌握，天子的威严要保持。而刘维箴坚持的是，国家治理好了，有奖赏，出问题了，那么问责也是必须的。
刘维箴也不是没有底线，比如当大臣们再度向皇城、武德二司伸手的时候，他是坚决维护，六亲不认，谁的话也不听。只因为，世宗皇帝最后时光的教导，这二司是皇帝的底裤，是皇帝掌握朝局最有力的武器，是绝不容他人染指，也不容失控的。
正统皇帝显然牢记住了祖父的这个教诲，甚至有所发扬，使得皇城、武德二司的存在感，继续世宗晚年之后，再度加强。
也导致，在正统朝，发生了开国以来，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对抗，这种对抗也是长期的，几乎贯穿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
虽然在中期，刘维箴曾迫于公卿大臣们的压力，将石全彬、陈巍等权宦罢免了，但“阉党”势力依旧，影响依旧，大臣斗阉党的热情依旧。
正统时代，也是大汉帝国思想与政治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在文明之火熊熊燃烧，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很多学派都不可避免地走到一个尽头，面临着一种桎梏，包括以求实、包容着称的湘学。
也正是在这种的大环境中，以大思想家、教育家张载为代表的糅合了儒释道及诸多杂学的“理学”，依旧慢慢兴起抬头。当然大汉的理学，是地地道道的护法之学、治国之学、育民之学，本质上还是统治之学。
至于政治上，则开启了一个贵庶轮流“坐庄”的权力格局，这点，历任尚书令的出身便是集中体现，直到双方在不断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渐合流。
说到底，不管是贵族集团还是庶族官僚，本质上都是权贵，是大汉帝国的统治阶级，在利益矛盾上的调和空间，可比上下阶级要宽阔得多。
即便从整个大汉帝国的历史维度来看，正统时代，依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延续三代之治（世祖、太宗、世宗，康宗被毫不留情地剔除行列）的辉煌成果之余，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拐点，一个下滑的拐点。
这是一个问题滋生、矛盾突起的时代，体制的弊端、国家病症，缺少一个强力皇帝的压制与调整后，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并逐渐深重。
而作为从上个时代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们，对此也无法坐视，为了维持先帝创下基业的辉煌，他们也做出了努力，并付诸于行动，比如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崛起于建隆时代的名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