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天暮,洛阳城那浮华喧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广政殿内,为君王天下、社稷康平而呕心沥血的范仲淹,依旧在政事堂间,辛苦操劳。
正统十一年,已然进入范仲淹秉政的第六个年头了,五载春秋一晃而逝,帝国又经过一轮风雨洗礼,庙堂上下再换新颜,而进入花甲之年的范公,满头鬓发,亦已成霜。
暗夜下,相堂间,灯火幢幢,十数名郎官、舍人、学士,也陪着范首相,当值加班,整理公文条事。这些人,约在三十上下,出身或有高低,但来历不俗,大多经过一定的职事历练。
虽然并非都由范仲淹提拔,但皆有受其认可的长处,而这些人,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的精英,前途无量,是帝国未来的高官储备。
然而,处在这样的位置,每日接触的都是宰相公卿,经手的都是国家大事,受到瞩目的同时,所承受的压力与竞争,也远非常人想象。
尤其,当坐在尚书令位置上的乃是范仲淹这样的掌权者时,便非党从,也不得不受其辐射影响,拼命表现,比如这“加班”的习惯......
便是涵养、觉悟、气度如这些帝国精英,长期坚持下来,也都不由身心俱疲,即使,范仲淹从没有要求他们做本职之外更多的工作。
这些人,一边渴慕宰相的看重与提拔,一方面又对宰相的作风感到难耐,甚至于,一些深受范仲淹知遇之恩的官佐才俊们,都期盼着范仲淹早点退下。
何必呢?你不累,大伙可都累了!只要退下,你范公就又是誉满天下的贤臣名相,而非饱受攻讦与议论的“权相”。
而在这些宰堂属官之中,有一人气质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意思,作为一名官僚来说,年纪不算大,也就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但总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
他叫王安石,正统二年的状元,也是帝国自开宝时代以来,最年轻的一名状元。
百多年下来,大汉帝国形成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派别,发源于江南西道的“赣系”,虽只是南臣一分支,且影响力较弱,却也源远流长,出过不少名人,乃至宰相。
最有名的,便是钟谟与王钦若了。钟谟虽非江西本地人,但由于其在开宝时期江南西道的多年履职,于政制文教上多有开辟巩固,被后辈认为是赣派的开山人。
至于王钦若,历仕四朝,二十载宰臣生涯,位及人臣,一度势倾天下,甚至染指尚书令,最关键的是在“康宗—世宗”更替期间纵横捭阖,为世宗继位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后来王钦若因勾结内宦而沦落,但他在赣派南臣中的声名与地位,却无可动摇,他的门人学生,依旧在帝国各处发挥着作用,传承着他的影响力。
他的仕途经历,则激励着无数后辈,要知道,王钦若可不是科举入仕,虽少不了贵人提携,但他身上的“寒门”色彩极其浓厚,是帝国政坛“以吏入官”的典型与标杆,这几乎为天下墨吏打心底所推崇。
而王安石也是江西人,打小便被冠以神童与天才之名,天资聪颖,他也没有辜负自己这份资质,酷爱读书,学习启智。
稍长,随其父宦游各地,这段经历对他的成长尤为关键,不仅接触了各地风俗与民情,还尽习各家学派之长,给赣湘闽苏,如今大汉帝国南方最主流的四大学派,他都曾入学修习过,其进境思考,甚至要超过一些授学教授。
在进京以前,不到二十岁的王安石,便已经在南方士林、学派中拥有偌大名气了。进京之后,顺理成章地考入大学堂,期间,也为欧阳修看中,修习古文。
在政法大学堂,是王安石停留学习最久的一次,因为这是他真正接触到帝国最高学府以及上层权贵的面貌,大学堂也远不止治学这么简单了,更加侧重于为官之道与治政之能的培养。
而在这方面,即便以王安石之天资,也没办法再做到游刃有余、如饮甘酿了。所谓才学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与实务经验,却不是那么容易累积的。
不过,这似乎也彻底激发了王安石对政治的热情与兴趣,在那期间,适逢世宗晚年,夺嫡之争,朝局糜顿,人心不稳。
地处皇家园苑的大学堂,作为帝国培养精英力量的最高学府,议政之风本就浓烈,年轻气盛的王安石自不能免俗,因而写出了不少针砭时政的快意文章。
虽然在老政治家眼中,略显稚嫩,但其人才智慧之光芒,却已经闪到了不少人,当然,也招致许多人的厌恶,尤其是权贵子弟。
比如萧阜,这是两朝宰相、世宗股肱之臣萧恭之孙,同样资质过人、好学多才,曾拜湘学大家廖昌浩为师。萧阜是最喜欢与王安石辩论的,但败多胜少,到最后,往往词穷理屈,拂袖负气而走。
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轻时候的王安石,就是这样自负奇智、锋芒毕露、锐气逼人。也正因如此,正统二年大考后,殿试评比之时,包括时任礼部尚书的晏殊在内,不少大臣都建议,当压压其锋芒,正因璞玉,才需打磨。
若是正常情况,王安石别说状元了,就是进士一甲都进不了。不过,彼时刘维箴继位已满一年,虽然年轻放权,却也非全无自己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