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正统二十一年，贸易依旧是上海最重要、最频繁、规模也最大的经济活动。在国内，西及巴蜀，北至幽燕，大汉的客商们通过便利的江河湖海将帝国各地的土产、财货汇集而来；
在海外，数以十万计的海商群体，跨海横波，将汉家文明辐射范围内的一切可用于帝国士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向本土输入，以换取紧俏的帝国商品。
到如今，忙碌的南洋海外贸易线上，各类香料、珍奇、木料、海味，依旧是向帝国本土输送的主流商品。不过，比起几十年前，品类要更加丰富了，稻米、糖、食盐、煤炭也渐成主流，而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汉帝国内部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经过前后近百年（把世祖时期的军事征服算上）的开拓发展，南洋诸国终于成长了、壮大了，也有了相当的积累。
市场需求，对经济活力，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即便以帝国的地大物博，对于海外资源的需求，也仿佛没有地尤其是米与糖，在这两者方面，帝国生产力的提升，根本赶不上人口的激增带来的需求。
在粮食的输入上，帝国朝廷甚至专门施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众多从事海贸的粮商自南洋各国贩运粮食，到正统二十一年，粮食入关关税，已然一步步降至两厘了。
这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的，也跟帝国快速发展的运力有关。现今通行于海上的大汉福船，往返一趟，粮食少则能拉三千石，多则五千石。以上海当前斗米45文的价格，一趟单边就是两千多贯的，而从南洋的购粮成本，要远远低于国内。
而朝廷之所以肯在粮食输入上，给予如此大的优惠，自然不是顾虑到民生疾苦，至少不全是。起因还在于发生在正统六年至十一年间的灾荒，河北、江淮接连大旱，造成了河北的王则起义，以及两京粮荒。
河北乱事再凶，死再多人，自有衮衮诸公，为之戡定，但两京缺粮，可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可给帝国辉煌的盛世画卷染上了难看的墨迹。
当年，为了缓解粮荒，朝廷不断从各地调粮，投入了极大的成本，甚至使关陇、川蜀也陷入粮价高企，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城市民乱。
而在众多办法中，朝廷诸公发现，唯有从海外购粮，看起来是后患与反噬最小的一个办法。不过，念及汪洋波澜之不便的，为鼓励商人，在时任尚书令的范仲淹的主持下，进一步降低粮米入关关税，一直到如今，南洋稻米都保持着最低的关税，只此一家。
相比之下，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蔗糖，关税则保持在5-8厘的水平上下浮动，而诸如香料、煤炭、食盐则还要更高，象牙、玛瑙、珊瑚、珍珠、翡翠、贵木等带有奢侈属性的商品，还要更高。
帝国海关在关税上的分级设置管理，也是从正式从江海关这里落实的，王安石主持江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在这方面做出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力措施，极大地改良了商品关税结构，给帝国财税增收。
在南洋粮食输入的大背景下，海商群体中，自然也崛起了一批粮商巨头，不过，能吃这碗饭并做大的，总与权贵撇不清关系，不是帝国权贵，就是封国上层。
而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气候优势的安南、林邑二国，则“南粮北输”的主力国家，因为二国产出更多，宜耕土地更多，一年三熟，并且距离还更近，海运更方便。
也正因如此，在经过六七十年的“长跑”之后，安南、林邑二国，藉此脱颖而出，成为南洋诸国中，国力最强的两“大国”。当然，这也是有先天基因作用的，毕竟从一开始，两国便是汉化程度最深的封国。
在大宗输入的商品之中，食盐是最特殊的，因为帝国内部的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其在帝国财税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也就导致沿海私盐泛滥。最初打这项主意的，乃是勾吴国（世祖七子刘晖后裔，加里曼丹北部），他们有晒盐的传统，盐与香料，也是吴国与帝国本土贸易往来的主要货物。
后来，北鲁国（世祖八子刘暧之后，封国在北菲律宾）也参与了进来，有这两个封国在背后策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的增大，给帝国东南盐市，造成了严重冲击。
包拯在担任东南转运使期间，察此情，深入了解之后，甚是忧虑，上了一道奏章，将过去有些装聋作哑的朝廷给惊醒了。然后，在时任尚书令曹伦、财政使王士廪的支持下，推动“外盐入关”。
曹伦，乃曹彬之孙，曹玮长兄曹璨次子，曹氏在建隆、正统二朝，可谓显贵。按照“原则”，范仲淹罢相之后，当以勋贵之后秉政，而曹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除了本身具备一定能力之外，也跟宫中有个姓曹的皇后有关......
曹伦上位，即便是正统皇帝刘维箴的潜邸心腹，王士廪也不得不把吏部尚书的职位让出来。当然，刘维箴也没有亏待他，改主财政司，权势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