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一章再也没有了吧
“三一八”爆发之时，刘和珍正身患感冒，带病参加抗议，她作为南师范女校的领头人，自然肩负起带头游抗的作用，但是没想到突如其来驻守天安门的jūn_duì 的枪口对准了这些大学生们。
顷刻间，刘和珍身中数弹，卧于血泊之中。同去的张静淑、杨德群急扑过去救助，她说：“你们快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依然是那样温和地关切着同学。
一排枪弹射过来，张静淑、杨德群倒在她的身边。有士兵冲过来，复用木棒猛击刘和珍。
刘和珍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
听闻学生牺牲的消息之后，给鲁迅的震动是巨大的。
相关资料记载，惨案发生三天后，有人去看望鲁迅，鲁迅的母亲对客人说：“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
几天以后，鲁迅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
另一位鲁迅友人回忆道：“我从未见过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
鲁迅先生将这一天称之为‘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在《纪念刘和珍君》以文中他写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这段悲惨的历史对于王耀来说，很适用于现在的情况。
因为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段祺瑞，就是留学德国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题材，他吸取了西方文化中‘苟活’的观念。
东西方文化中，最大的差异除了思维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殉道和殉国的节气，西方的战争，战士多是战局明朗选择投降活命。
而华夏不同，华夏的战士会对强权说不，会为了自由和独立先出生命，一个倒下，千千万万家崛起，这种精神，时候西方人很难理解的。
但是段祺瑞受到了西方这种‘苟活’理念，在以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选择了向强权低头，这跟李鸿章当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清朝政府没有对抗列强的能力。
而段祺瑞，却拥有反抗的能力。
段祺瑞在近代龙国军事史上，是一位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在军事上和客观看待战争的角度上提供了新的思想。
但是他在节气这一点上，真的愧对华夏。
虽然当时下令扫射学生们的未必是段祺瑞，但是他作为领导人也难辞其咎。
那时的军阀和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了校长竟有胆量拿着政府的经费却不理睬政府的公文，我行我素照自己的价值观管理学校。当局抓了他的学生，他宁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
那时候的大学崇尚教授治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高等学府的灵魂。
学人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民国时期建造起来的那种归属于华夏民族的气节和气魄，在结束了战争之后似乎快速消亡了。
可能民族文化如此窘迫的境地有人预料的到，但是他选择了沉默，如今的军阀‘段祺瑞们’也没有那种军阀的气魄，反而将军阀的劣根性学的出神入化。
再也不会有‘三一八’之时怀霞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均纷纷痛斥当权者和“执政”段祺瑞的行为为“倒行逆施”、“暴行”，“是自弃于人民矣”。
也不可能不会有学者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文字见诸报端。
也不会有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的梁启超大师。
也没了刘半农大师与赵元任大师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的《哀歌》了。
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永远不倒的长城，是‘真的猛士’，但是却只能看着一代一代人的沉默。
纵然这种沉默是为了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跟王耀心中的所念所想不同。
以前王耀总是把传统文化的落寞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但是现在想想是自己太天真，如果不是有国内的民众配合，也无法答道这种效果。
但是这些民众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也没人引导呢。
在传统文化精华被冲击的时候，是不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把以前的‘国难’换成现在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