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孙文的态度，也是颇为踌躇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矛盾比较激化，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争执的状态，其中有一派主张支持孙文的革命运动。
宫崎寅藏在与孙文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非常兴奋，当即命宫崎到外务省向小村寿太郎次长汇报，要求他接见孙文，但当时日本政府正设法缓和中日关系，藉以减轻清政府联俄外交造成的压力，所以小村拒绝会见孙文。
这次孙文虽然没有见到小村寿太郎，但是还是受到犬养毅的接见，不过在登记姓名时，孙文并不想以真名示人，随同的日本青年平山周思索片刻，想到经过日比谷公园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两字登记，而孙文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
孙文随后向平山解释说，这个意思表明自己是中山的山樵，这就是从这以后，中山之名便渐渐被外界叫起来。
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可以说孙文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随后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文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文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
近代日本人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很奇怪，一部分人是为了本国的目的破坏中国革命，但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效力甚伟，比如宫崎寅藏。
可以说，宫崎寅藏为中国革命奋斗了终生，最惨的时候，他全家靠妻子为人当佣妇为生，自己去公园唱日本莲花落。
国家间的关系总是盘根错节，很难用一个单一性质的词来表达清楚，几十年来中国曾经把美国当做最大的敌人看待，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会发现，美国曾经给过中国人民许多帮助。
只有日本，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日本这个国家没有为中国人民办过好事，数百年来一直与中国为敌，争领海，争属地，一直觊觎着中国的满洲和蒙古，直至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抗日战争中，是依靠国际力量，中国才战胜日本，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不过细细想来，在酝酿和发动辛亥革命前后，日本这个国家曾经成为反清志士的避风港和反清斗争的策源地，这是在客观上，日本对这场革命还是有帮助的。
这难道是日本权贵政要真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老百姓产生了同情？
当然不是！
日本政府的当权者十分清楚，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垮台是迟早的事情，如果孙文等革命党人将来能够掌握中国的权力，现在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将来与新政权结盟修好就很便利了，这种策略对于日本国家的长远利益是有裨益的。
在后世的历史中，日本政府曾以帮助反袁势力为筹码，钳制袁政府，妄图在与袁世凯政府的谈判中获取最大利益，那时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密约正在协商中，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后来，因为国内民众的反抗和袁世凯的死亡，日本政府的图谋没有实现。
袁世凯死后，孙文在中国南方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和维护共和的斗争，日本政府继续将孙文作为对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开出高价筹码，希望将来在中国得到最大的好处。
据一些资料表明，孙文先生与日本政府代表进行过协商，作过一些退让的承诺，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只是孙文先生没有实际掌握中国权力，协商内容均没有成为事实。
对于这件事，后世有一些学者对孙文先生提出过批评，认为他出卖了中国国家利益。
这是见仁见智而已，大多数研究者对此都是宽容的。
日本这次邀请孙文来东京并不是像往常一样支持他在国内的起义，而是将帮助孙文革命的地点换成徐卫控制的皮尔巴拉地区。
其实，在日本人看来被尊称为革命领袖的孙文先生更多的在扮演着一个搅屎棍的角色，随着新澳港和新华港两处地方成为了华人界的圣地，这两处的经济实力也在稳步的上升，这让准备奋发图强的日本政府大为恐慌，于是他们想到了让孙文去给这两处地方添些麻烦。
孙文对徐卫和徐卫控制的皮尔巴拉地区的感情是纠结的，一方面他认识到随着徐卫势力的扩张总有一天会取代满清政府统治中国，实现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救中国，才能带给国人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
基于这种纠结的思想，孙文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复日本政府的建议，也就在他犹豫期间传来了朝鲜对日宣战的消息，随后徐卫的舰队封锁日本海岸，将孙文困在了东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