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视了几眼那五六个穿的花花绿绿，打扮的跟“印第安老斑鸠”似的技师后，我嘴角蠕动露出一抹笑容，摇了摇脑袋，直接钻进车里扬长而去。
归来仍是少年，简简单单六个字，却充满了伦哥对我的不舍和期待，同样也是一种最苍凉的无奈，十几岁从县城走出来，这个比我年长不了几岁的哥哥一直扮演着各种形象，从最开始的领路人，到后来的铁血悍将，再到现在的守家者，这些年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多少，可能只有警局里的档案最清楚。
年三十了，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边瞎琢磨着我边踩足脚下的油门，同时掏出手机寻思着给贺鹏举打个电话，刚按开通讯录，手机屏幕里就出现“电量过低”的提示，我翻找了半天手扣，发想起来充电器好像扔小酒店了。
我懊恼的自言自语嘟囔：“这特么一天天都不知道到底在忙点啥。”手机没电了，距离青市还有一千多里地，我盘算着干脆等回青市再找公用电话打吧。
总的来说，这趟告别之旅还算比较顺利，想见的人都见了，该办的事儿也都办了，剩下的就得老天爷的意愿，它老人家要是开开眼，保我兄弟最后一程，我就算死也能瞑目了。
路过一块特别大的广告牌时候，我冷不丁瞅见上面写着“梦想”俩字，心思也瞬间像是撒开的渔网似的活络起来，已经记得不多久没跟人谈过劳什子的梦想，假如这把我真能挺过去，将来说啥都得出本书，讲讲梦想究竟多渺茫。
将近一百天的跋涉，临近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总算回到了青市，嗅着空气中熟悉的海蛎子味以及一栋栋似曾相识的高楼大厦，我深呼吸一口气呢喃：“开始了，也该结束了。”
把车开到火车站附近的停车场里，我仰头四处寻找公用电话亭，已经是年三十的晚上，车站前面的大广场仍旧人满为患，无数游子们义无反顾的迈着双腿往“家”的方向挪动。
“要票不哥们？青市直达全国各地的票，我都有。”
“走不走兄弟，火车晚点了，坐大巴回家吧……”
我刚一走进大广场，七八个倒腾车票的黄牛党立马蜂拥而至，熙熙攘攘的朝我招呼，而不远处就站着两个车站巡逻警，视若无睹该巡逻巡逻，该唠嗑唠嗑，关系这玩意儿充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规则，就好比开足疗的，肯定得认识派出所，卖瓜果的必须得有俩城管朋友。
“谢了，我来车站接人的。”我笑着摆摆手，想从这帮黄牛党身边挤过去，可仍旧有俩不死心的拽着我介绍自家的“业务”，这时候从对面走过来一个巡逻警叼着烟走过来，板着脸呵斥一句：“有个度哈，别惹人嫌。”
几个黄牛这次悻悻的松开我走人，我定睛一看顿时乐了，没想到刚一回来就撞上了熟人，呵斥开几个黄牛的巡警不是旁人，竟然是跟我有着数面之缘的郝泽伟。
郝泽伟身着一袭合身的警服，脑袋上扣顶大盖帽，少了过去的意气风发，但是脸上的笑容却感觉真实无比，看清楚是我后，他也微微一愣，不自然的梭了梭嘴角：“三哥……你也来车站买票回家啊？呸，我意思是你咋不开车呢，不对……我其实想说……算了，吃饭没？”
面对语无伦次的郝泽伟，我好笑的摇摇头道：“没呢，一块吃口去？我记得你好像还欠我一顿鱼翅燕窝没还呢。”
郝泽伟沉默几秒钟后，抬起手臂看了眼腕表道：“成，反正我也马上交班了，你从这儿等会哈，我过去跟同事说一声，换件衣裳就过来。”
“行，我到那边等你。”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小超市道。
走进小超市里，我笑呵呵的问里面嗑瓜子的老板娘：“有公用电话没？”
老板娘头都没往起抬，随手指了指旁边遍布尘埃的座机吧唧嘴：“市话三块钱一分钟，长途八块钱一分钟。”
这年头手机越来越普及，打固定电话的少了，估计老板娘也不在乎我这种零星的客户，所以才敢漫天要价，我抓起听筒乐呵呵的说：“你这电话线是从火星上接过来的啊？那么贵。”
“你管我从哪接的线，乐意打就打，不乐意打拉倒。”柜台后面一个剃着卡尺头的青年牛逼哄哄的瞪眼，我笑了笑没再继续说话，直接拨通贺鹏举的手机号，电话响了好半天，老贺才慢悠悠接起来，警惕的“喂”了一声。
我恶作剧似的吓唬：“我是打黑办的，你这会儿人在哪？”
贺鹏举微微楞了几秒钟，随即听出来是我的声音，爽朗的大笑道：“回来了？准备什么时候碰面？”
我随意的出声：“明天中午吧，地方你定。”
贺鹏举也没客套，直接说：“那就来黄岛区的红人馆吧，距离我们总部楼挺近的，你过来打听一下就能找到。”
“妥，那回见。”说罢话我就准备挂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