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都过了，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北平街头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小孩子一遇大雪就在胡同口、门前、院子里堆雪人；东安市场、王府街、大栅栏、前门一带的商家都是大开店面，老板、伙计满脸笑容，迎接一拨拨顾客上门；天桥市场上的小商贩们可着嗓子吆喝，恨不得一天就把存货卖完；那些耍把式的更是拉开架势、躺开场子，敲着锣，吆喝着，吸引人们注意，想赶在年前多赚点，好多割几斤猪肉、多置办几样年货，好让老婆孩子过个喜庆一些的大年；女人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成衣铺子、布料行扎堆似的闲逛，看完成衣样式再去看布料的花色、质地，心里默算着是买成衣合算还是买布料自己做合算，还得算清一家老小几口人，共需多少布料、折合多少钱。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回忆，只怕要等八路军把小鬼子消灭完后才能重现了！
王定南今天就是去和老家来人接头的，老家说的清楚，接头地点在城南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接头暗号、接头暗语都说的清清楚楚。
王定南下了公共车后，又叫了辆黄包车，三拐两拐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
清中期以后，北京城的茶馆很是兴盛，那些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再无嗜好，堕落的八旗子弟把北京城的茶馆业捧的十分发达。茶客们一见面，高的称高三哥，矮的喊矮三哥，不高不矮的唤横三哥。还有什么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等等等等，反正是“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
袁世凯死之前，北京的茶馆还行。那个时候，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南货北产，商业繁荣，茶馆业自然沾光。大茶馆分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三种，加二荤铺为四种，除了卖茶，还卖吃食。红炉馆卖满汉饽饽，窝窝馆卖江米艾窝窝、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黄白蜂糕、盆糕、喇叭糕等小点心，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焖炉烧饼、炸排叉、肉丁馒头等，二荤铺既卖清茶又卖酒饭，除了铺子准备的原料算作一荤外，茶客们也可以自带原料交给灶上去做，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有的大茶馆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甚至于举办赛鸟儿、斗蛐蛐、摆围棋、象棋“擂台”。老北京的茶馆已不单单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老北京人喝茶吃饭谈生意娱乐休闲的综合性场所。
老北京茶馆都用盖碗沏茶。原因是老北京是帝都，不同于其它地方，冬日茶客有养油葫芦、蟋蟀、咂嘴、蝈蝈以至蝴蝶、螳螂的，需要暖气嘘拂。尤其是蝴蝶，没有盖碗暖气不能起飞。
在大茶馆喝茶价廉方便，如喝到早饭之时需要回家吃饭，或有事外出的，可以将茶碗扣于桌上，吩咐堂倌一声，回来便可继续品用。因用盖碗，一包茶叶可分两次用，茶钱一天只付一次，且极低廉。
抗战爆发前，北平的茶馆业因为竞争不过西式饭店，已经十分萧条了，大部分都关门歇业了。现在是日军占领北平时期，虽然华北方面军竭力粉饰太平，但北平城却一天比一天破败，市面一天比一天萧条。除了日伪军开设的大烟馆、妓院生意兴隆外，其它各业都是百业凋敝。
此时正是下午，茶馆里坐着三三两两的茶客。
王定南略一打量，就知道这个茶馆老板有心计、赶时髦、会经营，茶馆的布局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老茶馆了，前部卖茶，后院开公寓。茶座的摆设也很时兴，老式的方桌、长桌、板凳换成了一色的小桌、藤椅，桌上还铺着浅绿桌布，墙上传统的“醉八仙”大画、财神龛均已不见，换上了伪满洲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的美人照。
王定南战斗在日伪心脏，警惕性比一般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只是略也打量，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茶馆里的人太复杂了，靠墙坐着的翘着二郎腿、不时用眼睛四下乱瞄的家伙，分明是宪兵队的暗探。还有，门口的一张小茶桌上坐着两个戴礼帽、穿呢子大衣的家伙，不用说是日本特务。不知道老家来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把接头地点放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难道这是一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