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后来影响很大。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罗赫德在给大使高思的信中说，刘一民是他遇到的中国将军中最年轻、最英俊、最有学识、最能言善辩、最注重国家主权、也是最难缠的人。
罗赫德的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高思：你不能想象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人眼中的战神刘一民。初见的时候，他站在蒋夫人身边，身材高大挺拔，英俊得有点象中国人年画中画的战神。特别是那一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睛，夺人心魄，深不可测，又说不出的清澈纯净，似乎这是一个初出牛津大学的青年绅士。但是，他说话的时候，犹如刀锋一般，滔滔不绝，不容置辩，英语好的超乎想象。特别是他为自己的行为诡辩的说辞，听起来大义凛然，实际上是在掩饰他肆无忌惮地攫取日资银行、企业、商店资金的事实。而且，他似乎对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没有一丝畏惧心理，和其它国民党将领那种见了英美外交人员态度立即好转的情景截然相反。我敢断定，这个人将来必然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有发言权，谁也挡不住他。而他一旦有发言权，我们和他们之间恐怕就不得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罗赫德的信写的很长，对刘一民的评价介乎褒贬之间，最后结束的时候，罗赫德委屈的说：“由于我的一句不当言辞，刘一民敲诈我掏钱请蒋夫人一行和刘一民指挥部人员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亲爱的高思，整整120人啊，你能想象那得多少块鲜嫩的小牛排和多少只火鸡么？我的上帝！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英国总领事写给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的信就不同了，说是刘一民是一个极为强势、极为果决的厉害人物。与其在重庆围着那些蒋介石手下的官僚打转转，不如和**建立联系，共享情报，配合作战。那样或许对大英帝国赢得战争胜利更有帮助。
最典型的是戴笠手下那帮人，原来被七十六号压得喘不过气来，突然之间，八路军占领上海了，把七十六号那帮汉奸特务的老窝给端了，把日军的梅机关、儿玉机关给灭了。原来，这些军统特工们还摸不清情况，不敢放手大干，戴笠一来部署，又知道了刘一民和英美法三国总领事谈话的内容，一下子就撒开欢儿了，他们本来在租界就地头熟，这下全力出击，竟然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大显神威，还真的把一些躲进租界的日伪特务给挖出来了。
总而言之，宋美龄会见英美法驻上海总领事的事情顺利解决了，四大银行资产转移的车队和负责警卫的八路军开进公共租界中心区去了。
刘一民一上午等于是卖给了宋美龄和她的转移四大行资产的事情。不过，他始终没有告诉宋美龄倪华母女已经回到上海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愿再起什么波折。
在罗赫德那里享用过丰盛的午餐后，刘一民让赵小曼陪着宋美龄回她在上海的宅邸去看看，自己回到指挥部，准备去犹太难民营去看看。昨天夜里他已经让一纵参谋长周毅带人去犹太难民营做工作了，想从那里招募一批犹太技术人才到根据地去工作。不料，还没有出门，**却给他惹了麻烦。
**这次随军南下上海，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给部队带路，另一个是为组建山东电影厂搞设备、招募电影人才，为发展根据地电影事业打基础。这事本来很简单，上海有专门卖电影器材的商行，买一点回去就是了。结果，**自作主张，竟然带了一个排找上了上海最大的新华影业公司，要没收新华影业公司的设备，理由是新华影业公司在日军统治下生意火爆，一定有日军或汪伪汉奸背景。
这不，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昆来到了招商局门口，口口声声喊冤，要面见八路军的刘一民司令员。
世界上的事情还真的是说不定。上海沦陷前，国民政府把该拆迁的工厂都拆迁往大后方去了，许多人都认为上海的经济完了。不料，由于日军一时之间不敢与英美开战，租界成了特殊地带，上海竟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租界“国中之国”的奇怪景象。1937年底的时候，由于上海周边地区大批人口为了躲避战火涌入租界，使仅仅有10平方公里的租界人口一下子激增到500万。这些人中许多人都是沪宁杭地区的地主、商贾，是一批有钱的难民。银行有存款，大把的票子花不完，逃进了租界就只剩下吃喝玩乐四个字了。租界内的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竟然天天爆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电影院的生意跟着也就兴旺起来了。当时，不管是什么电影，场场爆满。有一个电影公司老板竟然做起了无本买卖，不用投资拍新片，把收到批判、停演10年的《火烧红莲寺》拿出来放，竟然连续上映、也是场场爆满。
这样一来，就催生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奇葩——“孤岛电影”。
本来，上海沦陷后，我党就已经动员一批左联背景的电影界人士转移到香港去发展。新四军皖南部队突围后，又动员了一批电影人士到香港去。按理说，上海的电影事业力量大损，应该处于低谷才对。但事情恰恰相反，从1937年底到现在，上海竟然成立了20来家新的电影公司，拍摄制作了近200部影片。特别是长袖善舞的张善昆，竟然把新华影业公司做的很大，拍摄了《雷雨》、《木兰从军》、《貂蝉》等一系列这个时代比较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