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总队队长杨大林报告，沈阳、长春、大连等地关押被俘的日本侨民和伪职人员的监狱人满为患，动用了许多日伪机关、学校、部队营房做临时关押点，才暂时解决问题。但是，这么多的俘虏，长期关押难度太大，不但消耗大量粮食，还容易出现疫病，建议加快东北地区各级法院组建速度，进行甄别审判，该杀的杀、该服刑的服刑、该释放的释放，减轻关押压力。
这确实是大问题！
刘一民率部在辽东登陆以来，每战都胜得干净利落，战场上的日伪军俘虏并不多，关键是占领大连、沈阳、长春和鞍山、抚顺、锦州、四平等城市后，把大量的日本侨民都给关了起来，包括许多伪职人员及其家属也被关了起来。这样一来，俘虏就多了。
这个事情亟待解决，但又不是哪个人说让放就放的，必须进行审讯、审判，查明有无犯罪事实，恰当量刑。
思索片刻，刘一民在杨大林的请示件上批示到：“彭真同志，此件转你阅处。如何处理被俘日本侨民、俘虏、伪职人员及其家属，是个大问题。原则上要加快日本侨民的甄别工作，没有恶迹的青壮年，迅速移交项英同志处理，加入修路队伍，在劳动中改造。妇孺尽快甄别释放，青年妇女进工厂做工，老弱病残和儿童要登记造册，安排人员与日本人谈判，释放回国，但不准带走丝毫财产，让日本政府回去救济他们。”
写完批示，刘一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狠了，要知道历史上聂帅还收留了两个日本人遗孤，传为佳话呢！
反过来一想，刘一民就哑然失笑，和日本人讲什么心狠不心狠，那是没有最狠，只有更狠！想想后世历史上小日本和中国的恩怨情仇都来自于抗战时中国人没有彻底把小日本打服气，就不再罗嗦了，拿起批示件放到桌子上，等请示件批完后让**风分头送给几个东北局副书记处理。
接下来是政治部宣传科写的接受长春日伪宣传机构情况的报告。上面说我军占领长春后政治部随即组织力量接受长春的日伪报社、广播电台、满洲映画等宣传机构。从接受情况看，由于我军攻击迅速，日伪来不及彻底破坏各宣传机构的设备，只是重要人员随日伪撤退了，比如满洲歌星、影星李香兰等人。由于我军严格保密，长春的电台仍然按日伪的格调和节目单正常播出，报纸停止出版发行，满洲映画各剧院都暂停放映。
报告最后说，请求东北局和东总批准成立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日报社。
看完报告，刘一民想起来满影理事长甘粕正彦有“满洲夜皇帝”之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特务头子、侵华急先锋，同时也是一个一手把满影做强做大的有经营头脑的人物。历史上苏联红军攻占长春前，甘粕正彦服毒自杀了，怎么现在却随着关东军司令部撤退了呢？
由甘粕正彦又想到了歌星、影星李香兰，也就是山口淑子。这个人才艺出众，歌唱的好，演电影也演得好。虽然她是为日本侵华、殖民满洲服务的，但是历史上李香兰回到日本后表现不错，还受到过周总理接见。这个人应该没有纯宫秀子公主那么顽固不化，刘一民还想着抓住她后，进行教育，让她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利用他的明星效应协助我军转化那些被俘的日军官兵呢，想不到也跟着关东军司令部跑了。
刘一民提笔在报告上批示到：“谭副政委：同意以满影、长春日伪报纸、广播电台为基础，成立人民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日报社、长春人民广播电台。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要瞄准国际大电影公司，多出精品，在宣传抗战、服务抗战的前提下，多拍摄一些反应东北、蒙古、远东人民生活的故事片和表现地方风光的纪录片，不但满足根据地军民的文化欣赏需求，将来还要打进欧美市场，向全世界宣传介绍我们的祖国；长春日报社作为东北局机关报，暂时四开八版，以后可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扩版。但是，要继承《大众日报》的光荣传统，版面要活起来，文风要清新通俗，内容要丰富多彩，既要宣传东北局、东总的决策，宣传我们的各项政策，也要引导移风易俗，还要宣传工农业生产知识，兼收并蓄，让普通老百姓能看得懂，喜欢看，愿意掏钱订阅；长春广播电台作为东北局开办电台，全天候播出。要向小鬼子学习，在广播节目编排制作上下功夫，让老百姓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建议研究开办长春电视台，并着手组建广播电视设备厂，研制广播电视设备，生产收音机、小喇叭、电视机。英美都已有电视台，我们不能落后。将来，要在全东北、蒙古、远东架设电视转播台，实现广播电视全覆盖。满影各剧场可以立即开始放映，播放从上海带回来的宣传抗日的影片。此事可向中央报告，抽调一批文化名流到东北来，协助我们东北的文化事业。以后此类事情不必向我报告，向陈政委、罗政委报告即可！”
停了一下，刘一民想想还有未尽之意，就又提笔写道：“发展宣传文化事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我们占领大连、沈阳、长春了，重要的宣传机器都控制在我们手里了，想宣传什么方便的很。但是，这里有个弊端，那就是可能会形成东北大地只有一种声音，时间长了，就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不利于培育和发展创新精神，不利于准确及时地反映民意，不利于人民群众监督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利于传递交流工农业生产真实情况。因此，在办好党报、军报、我党主办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出版社外，应当鼓励和引导文化名人到东北来办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公司、出版社、图书公司，可以公私合营，可以私营，也可以采取股份制的形式。通过放开搞活文化市场，形成一种有序竞争、靠节目、稿件质量取胜的文化宣传市场，从而加大民主科学思想普及力度，真正营造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良好的文化氛围、舆论氛围。”
这个时候，我党提倡的本身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刘一民这样批示，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精神，关键是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坚持下去。
刘一民又提笔补充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权利，都有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利，应当允许人民群众、新闻记者批评我们的工作，允许有人说**、东北人民抗日民主联军不好，允许有人说刘一民、陈云、罗荣桓不好，允许有人骂刘一民该死！人民群众说我们不好不可怕，可怕的是听不到群众的真实想法，看不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官僚主义，造成脱离群众的灾难性后果。**不怕白色恐怖，不怕封锁孤立，不怕重兵围剿，就怕脱离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将一败涂地！”
刘一民这个批示，对于东北根据地、乃至全国各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史称“4？18批示”。
写完批示的时候，刘一民突然想起了牺牲了的晶晶，要是她不牺牲，这长春日报社社长一定是由她担任。以她的才华和长期的斗争经验，一定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创造一个宣传文化上的春天。想想晶晶曾经和他说过，等到胜利后她要办一份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要他记得支持她，刘一民就突然觉得心里烦躁，不愿意再处理公务了。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点着烟，静静的抽了两支，这才离开办公室，上楼向卧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