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土肥原动用了他的青帮自己人。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营的警钟响过，两千多穿着便衣、手持枪支的暴徒从华北驻屯军海光寺兵营冲了出来，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鲜人，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黄蓝臂章的是土肥原用每天4毛的价格雇来的天津青皮混混，大多数是青帮头目袁文会的徒子徒孙。这帮匪徒在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这一带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匪徒们连续抢劫三天，把天津警署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这里。
就在抢劫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早已和土肥原勾结到一起的溥仪偷偷溜出了房间，藏进了汽车的后备箱。司机打开了长期不用、被小广告把门糊死的车库门，开车就跑。结果这车是一辆莲花跑车，司机没开过，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藏在后备箱里的溥仪后脑勺登时就磕碰出血。就这，溥仪的司机还是把车开到了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仪在料理店换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港。
便衣队事件中土肥原之所以能把溥仪运出天津，最关键的就是以天津混混为基础的青帮帮忙，这帮混混无孔不入，渗透把持了天津的水陆交通，这才让土肥原成功。
因为有与日军穿一条裤子的天津青帮混混，日军重占天津后很快就又建起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日军行动快，我军部署更早。刘一民撤离天津的时候，就让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重返天津，领导天津的地下斗争，并且特别指示姚依林，要抓住日军重建伪政权的机会，动员和安排骨干打进日伪政权内部，长期隐蔽潜伏，获取情报。
除了山东我军、晋察冀我军在天津发展地下组织外，中央社会部也在天津设有情报组织。不过，中央社会部的情报组织不与山东、晋察冀我军的情报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是保密需要。
不光是我军，戴笠的军统组织也抓住我军袭占天津的机会，在天津发展地下情报组织。只不过我党情报组织注重获取情报、发展人员，戴笠的军统天津站注重行动，就是制裁汉奸。
天津制裁汉奸最有名的抗日组织，一个是天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防火团”，第二个是国际情报组设在大连的“抗日放火团”，第三个是军统的“抗日锄奸团”。
戴笠的军统天津站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实际上是一个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全是出身豪门的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天津名校的学生，象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等，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都是“掌心雷”，有的还在掌心雷枪柄上镶嵌珠宝。
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为了更好的控制抗日锄奸团，派天津站书记曾澈到南开当学生，打入抗日锄奸团内部。王天木本人还和抗日锄奸团的成员喝血酒、拜把子。只不过抗日锄奸团的成员都不知道军统把他们当外围组织使用。
有这些抗日组织、抗日志士，天津的小鬼子和汉奸的日子不好过。有时候一个小汉奸晚上出门，一不留神就会被几个天津小伙用砖头拍死！
当时，在国共双方和国际情报组三方情报系统的监视下，天津的日伪军一举一动都会落入我军眼中，没有丝毫秘密可言。
可惜，后来王天木在上海被捕叛变，导致日军在天津展开了八月大搜捕。这一次，小鬼子连天津警察系统的自己人天津混混都不相信了，从伪满洲国调来大批军警在天津展开搜捕，导致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等一批烈士被捕牺牲，抗日锄奸团部分逃过劫难的成员转移到上海继续斗争。
军统领导的抗日锄奸团被打击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国际情报组领导的抗日防火团也遭到了破坏，牺牲了许多烈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英租界，并与今年2月份宣布将英租界归还给汪伪政府，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这个时候，天津的租界只剩下日、意、法三国租界。
失去了英租界的掩护，天津的地下斗争变得更加艰难了。但是，由于我军袭占天津后先行一步部署，一批地下党员已成功潜伏在日伪政权里面，而且是长期潜伏，一般情况下绝不暴露，天津日伪军的一举一动都不可能逃离我军视线。
对于我军来说，天津无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