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列缓缓行驶在远东大铁路上的专列里面，刚刚上任的远东临时政府总理周e来正捧着一堆资料向常瑞青介绍情况。经过在新疆的这些年的历练。这个后世共和国的总理现在已经显示出了高超的行政管理能力，到了远东任上不过两个月，不仅将各级政府的班子搭了起来，顺利从国防军手中接管了远东的行政。而且还将远东的人口和经济情况摸了个通透。还制定出了一个用于试点的移民工程计划。不过此时周大总理的两撇浓眉，却微微拧了起来。
“翔宇，移民的事情难在当代，利在千秋。”常瑞青看着周e来的容色，就知道他在大移民的事情操心，于是微微一笑，开解道：“现在把几百万人从远东移出来，又要从内地移民上千万人过来是很麻烦。花费也极大。可不如此不能保证远东这片土地永远属于中国，也不能保证这里的上千万日本人融合成为中国人的一员。而且这样的事情现在做是最合适的。去年战胜的余威仍在，又有关东大地震的特殊效应，他们正是最畏惧最服从的时候，几乎是任凭我们摆布，如果过个十年八年，他们心中的恐惧淡了，各种各样的心思就会起来，事情就更难做了。”
周e来暗暗叹口气，低声道：“移民工程对远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打击很大，这里本来是能建成中国的鲁尔区的……”
他说的是实情，远东滨海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煤炭和有色金属资源，而且又经过了俄国人和日本人数十年的建设，各种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内地所不能比的，更难得的是，远东日本开拓民的受教育程度比中国内地的老百姓高得多，拥有相当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现在第一批被移往内地的，就是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从内地迁移来的则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翔宇，你知道的，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会在新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常瑞青的话也不错。这一次的移民工程不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实行的，而是走的计划经济的路子。远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远东临时政府花了大半年时间，将远东每一个日本开拓民的情况基本摸清。然后再根据他们原先的职业和受教育情况安排移民并且分配工作或是土地……还有住房（他们在远东的住房当然也收归国有）！如果不是远东的军管和中国现在实行的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体制，拥有大量的国有控股企业，这样的移民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在分配工作、土地和住房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却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这些对中国而言算是非常宝贵的人才充分利用起来。
周e来苦苦一笑，身为远东的总理，想到自己管理的地盘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全面倒退总是有些不愉快的。
见到他的表情，常瑞青呵呵笑了起来：“远东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还在，等过上几年，等到国内的大中专科学生和技工学校的学生大量毕业以后，远东的基础和资源优势还是会发挥效益的，到时候远东一定能在翔宇你的领导下，建成为中国的鲁尔区。”
听常瑞青这么一说，周e来的脸色顿时好看了许多，又开始跟常瑞青谈起自己建设远东的宏大理想来了：“委员长，我们在新疆的gc主义实验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实行。但是那并不代表gc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是错误的。经过这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我发现远东的条件是非常适合用gc主义的计划经济来治理。远东大铁路两边的大片平原非常适合发展电气化大农业，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起规模和效率都远胜于个体农户的国营农场。走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发展道路。
远东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埋藏较浅容易开采，而且还有日本人和俄国人留下的矿山，这些产业现在大多由临时政府管理，将来也不要搞私有化，应该成立大型国有采矿公司。还可以依托这里的煤矿、锡矿、钨矿、铅锌矿、铝土矿建立钢铁厂和各种有色金属冶炼工厂。
远东的林业和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建立起国营林业公司和渔业公司。不仅可以砍树捕鱼，还可以建设起木材加工和渔业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要，还能出口换汇。
此外远东的大中城市虽然基础设施良好。但是原先日本人开办的工商企业大多因为战争的冲击而倒闭，少数还在维持的也没有多少活力，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统统接管过来，按照gc主义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经营……”
周e来说得眉飞色舞。但听在常瑞青耳中却有些索然无味。尤其是听说周e来想将远东的城市工商业也接管下来搞大锅饭时就忍不住叹息起来了。
“翔宇，有些事情说起来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可是计划经济是完全可行的啊！我国这几年重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不就是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么？据我所知，苏联在实行计划经济后，工农业生产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周e来一连串地背出许多数字，钢铁产量增长了多少，煤炭产量增长了多少，发电量增长了多少。造船、汽车、拖拉机的产量和铁路运营里程又增加了多少。总之在苏联的纯计划经济和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半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国的重工业生产形势一片大好。增长速度更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比不上的。这样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既然如此，远东为什么不能全盘实行计划经济呢？
“翔宇，计划经济不能无所不包，这种体制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用于促进少数重点行业的超常规发展是可以的，但要用于整个国民经济是绝对不可行的。”
“为什么呢？”周e来道：“我们都知道世界大战的脚步已经临近了，现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日本集中了几乎全部力量投资建设重工业。而我们却将大量的资金用于生产过多的布匹、衣服、家具、玩具、皮鞋、瓷器、自行车、各种美味的食品，还有更多的钱用来投机土地建造房屋，开办了许多饭馆、旅社、银行、证券公司、电影院、游乐园，甚至、甚至还有赌场和色情场所！”
最后周大总理严肃地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些资金都用来建设能为我们赢得世界大战的重工业呢？”
为什么呢？常瑞青苦苦一笑，脑海中浮现出四个字上山下乡！在另一个时空，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差不多也就是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民的好总理执政时期。就在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转变为初步完成工业化，建立了完善工业体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城市人口大量向农村倒流的奇迹，而且还是在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当低的情况下实现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原因，在常瑞青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本被大量集中到了可以产生大量工业增加值，但是不能解决多少就业的重工业领域。而在可以容纳大量就业的轻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则由于缺乏投资和严格的管制，要么日趋萎缩，要么停滞不前。最后就出现了工业高速增长，但是各项同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品全部都供应不足，商业和服务业同样无法满足需求，同时能够用于轻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业的青年又被大批打发到人多地少的农村去种地的情况……
想到这里，常瑞青也用同样郑重地表情对周e来说：“翔宇同志，我们的国情同苏联、日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5亿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民，但是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十几亿亩，靠这些土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那么多农民富裕起来，更别说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被繁衍出来。他们实现富裕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城市中来从事工商业生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各方面都非常繁荣城市工商业，而不是一枝独秀的重工业，那样是没有办法吸收那么多农村过剩人口的！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我们连最基本的社会安定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对外战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