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时候，彭与鸥同志抵达延州，经彭与鸥同志的建议，组织上派遣红色电台高级干部陶青辗转来到上海开展电报工作。
初到上海后的陶青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为党组织工作”的紧张状态中。
房靖桦同志在同陶青同志会面之后，认为出于隐蔽战线的需要以及对于陶青自身安全的考虑，组织上应该留出一些时间让陶青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能有一个“熟悉并且融入”的过程。
当时，陶青对此是不太理解的。
房靖桦同志便微笑着，从陶青同志的言行举止，乃至是一些细微的动作加以剖析，最终令陶青心服口服的接受‘改造’：
陶青是经历过长征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他的身上有红色部队中长期生活战斗的经历。
在房靖桦这样的有着丰富隐蔽战线工作经验的同志们看来，陶青身上所时刻体现出的这些从红色部队中带来的优秀品质，这固然是好的，令人敬佩的，但是，却同时也是非常容易让他在城市地下工作中暴露身份的。
譬如说，陶青见到有权有势、欺压百姓的恶人，他会表露出厌恶和愤慨的情绪。
而见到了贫苦的民众，便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一开始的时候，陶青经常是外出归来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他甚至多次饿着肚子，以便省下来的饭钱给小乞丐买御寒的衣物。
很显然，这样的高贵品质是极易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怀疑的。
故而，房靖桦认为陶青必须有一个熟悉环境的时间，他给陶青布置了一个任务，必须改头换面，成为一个精致利己的小市民。
于是乎，陶青便一步步的试着改变自己——
他没有再留平头，而是开始蓄发，开始习惯用发乳将头发打理的油光锃亮，开始穿干干净净的长衫，有时候还会西装革履，皮鞋擦拭的明亮。
譬如说现在，陶青是一身笔挺的西装，脚上是黑色的皮鞋，鼻梁上是金丝边眼镜，头发打理的光亮顺滑。
……
“陶青同志，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我们的同志。”谢若男看了陶青一眼，忍不住说道。
“我要是一看就像是红色战士，那就糟糕了。”陶青便笑了说道。
他给谢若男倒了一杯茶水，“另外，不要称呼某某同志，务必要养成这种习惯，须知道，我们倘若暴露，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因为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上面。”
“好的，陶大哥。”谢若男说道。
陶青没有继续纠正谢若男对他的称呼，这个称呼暂时还是可以使用的，组织上给谢若男安排的是他的未婚妻的身份。
确切的说是双方父母定下的娃娃亲，故而两人属于既有婚约，又谈不上太过亲近，双方之间也不太熟悉。
“木恒现在怎么样？”陶青问道。
“他很好。”谢若男微笑说道，“如果木恒知道我是来和你搭档，一定会托我带口信问好的。”
出于保密的原因，方木恒对于这个情况自然是不知道的。
“我上次听一位老朋友提起过，说是你们准备结婚了？”陶青笑着问道。
“我们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正准备向组织上请示，确立革命伴侣关系呢。”谢若男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怆然。
按照她和方木恒商讨的计划，两人准备在下个月正式请组织上批准结为革命伴侣，只不过，这次紧急任务却打乱了两人的计划。
“耽搁了你们的喜事，非常抱歉。”陶青歉然说道，“下次见到木恒，我亲自向他道歉。”
他在上海潜伏有两年了，却一直没有成家，这是不合理的。
故而，陶青向组织上提出来安排一名有电讯基础的女同志来和自己搭档，假扮夫妻，却是没想到组织上将方木恒同志的未婚妻派来了。
“这地方安全吗？”谢若男忍不住问道，然后她自己也笑了，这话问了等于白问，若是不安全的话，陶青同志岂会待在这里。
“安全的。”陶青点点头，说道。
此房屋的房主单良早年曾跟随孙先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还曾经帮助过‘农夫’同志成功脱险。
单良先生一家同‘农夫’同志的关系都非常不错，是亲近红色的。
党组织对于陶青的电台组的安全自然是非常重视的，经过缜密的考察，他们最终选定了此地，以这样一个亲近红色的家庭为掩护并设立电台自然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
程千帆是先向重庆罗家湾发报。
随后又换了另外的指法给‘翔舞’同志发报的。
这是他经过缜密思考后定下来的一个习惯。
或者说是一个心理上的手段。
将电台隐蔽存放，程千帆的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他点燃了一支烟，脑子里却是在思考今村兵太郎的建议。
在这次会谈中，今村兵太郎表示，短期内不会安排他在汪填海身边出现，而是要循序渐进，以顺理成章的姿态出现在汪填海的视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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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村兵太郎建议‘宫崎健太郎’在届时以程顾之的孙儿的身份进入到汪填海的视线的同时，最好再有另外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便是以——曾家世交子弟的身份出现。
曾家指的是曾正敏的曾家。
是的，就是程千帆此前曾经向重庆总部汇报过的那个有日本间谍在身侧的曾正敏。
曾正敏早年留学法国，民国十四年回国后，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同年国民政府成立时，汪填海任主席，曾正敏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
在河内刺汪事件中，曾正敏因为借住在汪填海的卧室，以至于成为了汪填海的替死鬼。
在此处枪击中曾正敏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
曾正敏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填海要去医院看望曾正敏，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填海不要冒险去医院。
但汪填海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正敏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
于是，汪填海冒着危险乘坐曾正敏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填海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正敏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填海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
曾正敏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填海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填海尽了最后的一份力。
曾正敏死后汪填海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正敏的《曾正敏先生行状》，又在今年三月底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重庆方面的暗杀行为的回击。
这些情报都是今村兵太郎提供给‘宫崎健太郎’的。
因为根据今村兵太郎的调查，程千帆的祖父程顾之老先生同福建曾家是有些来往的，可以用故交来形容的。
程千帆对于日本人的心细如发震惊不已，很显然，日本人决定将宫崎健太郎所假扮的程千帆的身份最大价值化。
然后他们便围绕程千帆，确切的说是围绕程千帆的祖父程顾之的身份和故交关系进行了缜密的调查。
果然被日本人发现了有可以兹为用之处。
程千帆震惊之余，他的心中也更加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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