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再问，“既然是，总要学点什么东西吧？”
苏中平回忆说，进去十天之后，的负责人把他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开始给他们上课，那是关押十天以来的第一堂学习课。他们被告诫：要知道国情和法律。那里的负责人告诉诉我们，每人要交一万元押金，写个保证书保证不了，然后算上那里的两百元一天的伙食费，然后就可以走了。
“你交了吗？”
“没有。”苏中平说着就哭了，“家里困难，实在没钱。”
“不交钱就不让你们走，是不是？”
“是的，结果两名保安就要带我们回那一人一小间的室内。我在回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两名保安正在给另外几个老太婆开门，我就趁机转身假借上厕所绕到厕所边上。厕所后面的墙足足有3米高，刚好有棵松树靠着墙。我踩着松树，顺利翻过了墙头，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歇了不到半分钟，继续跑。后来我跑得实在没力气了，就躲进草垛里，直到天黑，才敢出来继续跑，跑了几天几夜…才算逃脱了。”
“也不敢回家了么？”
“不敢。”
“那你怎么生活？”
苏中平苦涩的说，“一路上，我靠打工、乞讨要饭填肚子，要不到饭，就去翻垃圾桶找吃的，有时候到地里挖红shu吃。没住处，只好坐在路边打个盹，有时候和乞丐一起蜷缩在桥底下，等待天亮。”
“那你给家里人联系吗？”
苏中平摇头，“不敢，我害怕泄露了行踪被抓回去。年关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我始终想不明白，到底做错了什么，以前好好的日子怎么一下就没了。”
他说着眼角滚下了泪水，他说：“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从北边乞讨到南边，我觉得自己活得像只惊弓之鸟。”
曾长静静的听着，散了一根给他，“慢慢说，今后不会再有人逼你跑了。你跑了之后，家里的情况知晓么？”
“我托人打听过….”苏中平介绍，他“失踪”之后，妻子久久不见丈夫苏中平回来，一家人开始寻找，找遍了所有战友、亲戚的家，都不见踪影。有一天大半夜，妻子找到自己的单位，这时候自己所在的企业老板才告诉他的妻子，苏中平被法院带到“”去了。
“你所在的企业老板能证明你真被法院带走？”
“应该能吧，我被被法院带走，我妻子找到老板，他当时还写了证明，可他因为害怕后来又把签名撕掉了。”
苏中平还说，他的妻子从老板那里出来，就直接去了法院。结果，法官坚决否认苏中平曾被带走。让她去找民政局，民政局也不承认苏中平在上‘学习’。她又去公安局报案，可公安局拒绝立案，让她去找。她在熟人指点下，终于找到了关押苏中平的地方，但保安拒不承认苏中平在里面。就在苏中平逃走的当天，她再次来到仍然没有得到肯定答复，有一次反而遭到保安的殴打。苏中平失踪几天后，后来还有京城某报记者曾多次联系县人民法院和民政局，可没人承认抓走了苏中平。一个月后，报社记者再次联系县法院和民政局，法院的人这才承认人是他们抓的，但已经送给了民政局，民政局则宣称他们并不是抓苏中平，苏中平在参加民政局的“”教育活动，但他已经逃跑了。
苏中平声泪俱下的说，他逃亡的一年时间，家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妻子出门的时候经常被人跟踪，家里也时不时被人监视。女儿原来在当地一家通讯公司工作，因为不能忍受频频骚扰，后来被迫辞职了。苏中平的父母见儿子失踪了，也是整日以泪洗面。为了找到丈夫，妻子先后几次到省上、，当地有关部门就不知跑了多少趟了。他失踪的那十几天时间里，为了寻找他，家里花去了仅有的一万多元积蓄。
他讲得很细致，他妻子曾连续三次到县法院，一位副院长对她不理不睬，最后还说:“我早就跟你们解释没有这个事，如果你们再来就把你们也抓起来。”她后来到京城，当着一家权威报社记者的面，县驻京办的人强行将她塞进了车里。第二天，县里来车把她带回了县里，告诉她:“你们哪里都不要去，有什么问题在家解决，去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