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树德其实已经很仁慈了。自古征战，守城一方往往能给攻城方造成巨大的损失，故城破后往往会被屠城。不杀尔等，只迁徙边疆，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局。
“今岁缴获羌胡牛羊马驼四百余万，朔方、陇右牛羊价格定然大跌，族老不妨遣人多收一些，用粮食换就行，慢慢养着，早晚见其大利。”邵树德端起茶碗，说道。
“大帅吩咐，无有不从。”
邵树德摇头失笑。罢了，不提了，省得让人家以为自己强行命令放羊呢。
地多人少的地方，不学会畜牧是不行的。天宝年间，一百多万人口拥挤在魏州，每平方公里生活着153人，河陇之地，普遍只有个位数，有四个州甚至还低于一人。即便环境不如河北，但也不至于相差这么多。
相对应的，河陇之地百姓的富足是相当有名的。因为人均土地资源太多了，哪怕地上长了草，耕作不过来，只要会放牧牲畜，都能把那些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
在李氏宅院住了一晚后，第二天继续东行，沿着渭水走。
渭州都作院最近很忙。都是甘州迁来的工匠，铁匠不多，营造宫室的木匠不少，于是邵树德下令，先帮着陇右幕府打制农用器械，发展地方生产。
国朝以前，民间汲水、灌溉工具多用戽（hu）斗、辘轳、桔槔等传统工具，效率很低。国朝非常重视水利，有专门的水部郎中管理天下陂塘沟渠，并且也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汲水工具，即斗式水车和龙骨水车。
灵州黄河两岸，非自流渠的地方，使用的就是这两种水车。
此时的渭水两岸，已经立起了几座筒车。此车发明于隋代，兴盛于国朝。渭州都作院襄武分院在接到命令后，赶制了几具。此物可利用水流冲力汲水，浇灌田地，正所谓“连筒灌小园”是也。
筒车可大可小，既可以用在谷中涧流处，亦可用在大河之上。
军工企业为民间农业生产打制器具，在这个年代比较少见。不过都是抢来的工匠，邵大帅很想得开，就当没抢到好了，先让他们为民间生产服务。
不这样做真的不行。古代发明一种技术，最大的问题就是推广。有的发明出来几百年了，但可能全国大部分人都没见过，都不知道。
戽斗商代就有了，桔槔春秋末年也有了，但到了国朝，也不多见。即便到了明代，徐光启还要在书里给人们科普这种东西，很多地方的百姓，还自己到河边挑水，而没有汲水工具可用。
国朝汲水工具推广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军屯田地，民间用得少，会制作此物的匠人更是少之又少。军屯荒废后，筒车之类的自然更少了。尤其是北方，连年混战，地方残破，灌溉系统日益荒废，器具更是匮乏得很。
另外，东西生产出来了，维护修缮也不能落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后续维护可能比生产制造更加重要。
这个事情，就涉及到人才体系的培养与建设了。
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间，与遍布各地的提水站相配套的，还有大量的农机维修部门。没有这些维修机构，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就完全是废铜烂铁，完全推广不起来。
穿越者发明一个东西，立刻造福天下，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有生产制造部门，要有后续研发改进部门，要有推广部门，要有维修部门，总之要成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才是最困难、耗时最久、成本最大的。
但没有这个体系，你发明的东西就完全是破铜烂铁，没有一丝推广起来的可能。
筒车的制造，可以暂时让都作院着手，但后续的维护，肯定要有人来做。
不是每个村都有木匠的，而木匠一般都很忙，未必愿意接这些活。
或许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政府力量推动此事。筒车的维修都是小事了，后续还有耕牛的驯养、铁质农具的推广、良种的推广等等，都可以打包一起干了。
别说老百姓不傻，看到好东西就会用。事实证明，出于多种因素，好东西还真没有普及，老百姓真不用，继续低效率地生产着。
此番西征，赚了不少财货，班师之后，新一轮的机构改组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州县两级经学要大力扩招博士、助教、教谕，加速化胡为夏。
医学也要扩编，多招些生员，不要求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先把地方风俗病（多发疾病）统计整理起来，并试探性提出解决办法。
经学、工学之外，州县两级农学也可以成立了。要求也不高，先选育高产农作物种子和牧草，讨论下哪种种植模式更好，三茬轮作制在其他州县还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出一些变种，如何设计每年耕作的农作物种类，都可以研究。
这些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而且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效果，似乎还不如养军呢。
但有些事必须要做。
春天播下一颗种子，秋天就能收获。
与关东诸侯的战争，不是短时间内能结束的。唐末藩镇割据的格局，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遍数历史，没有第二个。
因此，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如何才能到后期越打越强，这就要看你前期做了什么了。
（本卷结束，下卷《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