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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步队有铁林、武威、天雄、义从、突将、天德、经略、龙骧、控鹤九支,如果按计划全部压缩至两万五千人的话,则有22.5万人。
马队则有飞龙、黑稍、金刀、银枪、铁骑、定难、飞熊、银鞍直、从马直九支,计有10.6万余人。
两部相加,禁军总数超过了三十三万,其实很庞大了,邵树德甚至想继续压缩。
其他部队,都非禁军,无论是老部队还是新部队。而既然当不上禁军,那就是需要处置的,或者年老退役,或者转为地方州兵,或者去边塞当镇兵,或者去当府兵,甚至是战阵上消耗掉——当然,如果他们愿意解甲归田,回家种地,朝廷也是欢迎的。
这种消息当然是瞒不住的。邵树德也没打算瞒,不然他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对外「吹风」了。
他非常理解史上朱全忠宁可得罪中原武夫,也要将禁军员额从二三十万压缩至十五万人以内的决心。
他这样做可能确实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但却给后面几个朝代拆除了一个大炸弹。所有反噬由朱全忠一力承担,他的王朝也灭亡了,人死债消,武夫们有气去挖他家祖坟好了。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却得以轻装上阵,留在禁军的都是精锐,朝廷军费开支也能养得起,然后以此威压各个藩镇,继续削藩。
说到底,还是这个时代的养兵开支实在太大,自古未有。一个兵包吃住不说,养活全家还绰绰有余,而是这个「养活」还是生活水平极高的状态,县城吏员的开销大概也就这个水平,着实离谱。
三十多万禁军,负担实在太沉重了。北宋赵大刚当上皇帝那会,地盘比邵树德如今稍小,也就二十万禁军,到赵二那会人数才开始飞快增加。邵树德的最终目标,还是把禁军压缩到三十万人以内、二十五万人以上,辅以州兵、镇兵,差不多也就够了——州兵的数量,未来也会慢慢削减,虽然他们开支较低。
「饭要一口口吃。」邵树德瞪了一眼杨悦,道:「有些话,不要大嘴巴四处宣扬。你吃亏
就吃亏在这上面,一把年纪了,还不改改?」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杨悦满不在乎地说道:「陛下,燕山镇军最好有两万人,至少一万五千以上。居庸关目前还是控鹤军一部在守御,未来将填充上镇兵。清夷军离开临渝关后,也需要人。北口这边有两处,一者北口城,二者东军城,都需要兵。」
邵树德点了点头,认可杨悦的这个
说法。
其实就是小路不管了,只抓住三处大道即可。因为只有居庸关、古北口、临渝关三处是可以「通方轨」的,其他都是崎岖小路,或许可以过人和马,马车的话就太困难了。甚至于,居庸关、古北口的马车通行条件也很一般,临渝关才是通衢大道,是重点。
这也是唐代的防御策略。
北齐、隋代都是修长城的,但唐代不修,只在重要地点筑城驻军。甚至这个城池也是草草修筑的,防御设施远远不如藩镇混战百余年的中原内地。
这种军事部署,很明显是放弃小路了,让你来,你来了后咱们野战决胜负。
当年三受降城修不修瓮城就曾经激烈争吵过,原因就是有人认为城防设施完善了,会让士兵们心理上有依托,不敢出城与胡骑野战。
就这种钢铁猛男的思路,你就别指望像其他朝代那样修筑长城,一个幽州搞几十个军事堡垒,层层设防,四处堵截了,不可能的,也没这么多兵。
杨悦方才提到的东军城叫做「东军守捉城」,原本是幽州镇在山后的驻军据点之一,位于后世滦平一带。
从北口城出发,向北走五十里,过摘星岭,然后再走约百里,至东军守捉城。历史上刘仁恭主政幽州时代,就经常过摘星岭,去草原上烧杀抢掠,甚至还在霜降后烧草原——枯草被烧,契丹人便难以储备足够的过冬干草,只能求和,与刘仁恭虚与委蛇,默默等待他的本钱被晋军、梁军消耗光,再找回场子。
东军城往东北走二三十里,有墨斗军城。再往外有个二十里,差不多就是幽州镇强盛时与契丹八部的默认分界线了。不过在幽州势力全面撒离山后地区后,契丹人以及他们的附庸部落开始向南侵占,直到前年那场大战,被一次打回原形。
「山后地区的防务,尽快恢复起来。」邵树德说道:「兵的事,朕来想办法,不用你操心。」
邵树德其实是认可杨悦的布防思路的。幽州镇都知道山后地区的重要性,并在那里筑城、驻军,附庸部落为己用,他又怎么可能比燕人干得还差呢?
他始终认为,历史上明朝定都北京,却放任山后地区被蒙古部落占领,失掉了燕山防线的缓冲区,是非常不明智的。
诚然,从幽州穿越燕山送补给比较困难,成本较高。但山后地区的农业条件其实没那么差,清代都能大面积垦荒,唐代的驻军家属也垦荒种地。实在不行的话,让附庸部落上供,总是有办法的。
这些部落也很现实。有敌人过来,你出城野战,帮我们把敌人赶走,我们为你提供牛羊、战马甚至兵员,互帮互助,共同构成防线,你连长城都不用修,不好吗?
这也是邵树德一直以来的思路,在长城后严防死守,屯驻数量惊人的大军,或许财政上的开支更大。
积极防御策略,花的钱未必就更多。虽然也不是没有坏处,比如唐时范阳、平卢二镇的边将「擅启边衅」,契丹人不想反,我逼你反。但有些事,应该没人做得比玄宗更糊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