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聚兵馈军河以后，郭宁的兵力一直在急速增长，更从无一立锥之地的窘境而到囊括四十余军州。自古以来勃兴的势力，很少有如郭宁这样的。但扩张太快了，也有很多不利的影响。
比如可靠的官吏太少，对地方的控制浮于表面，而蒙古两次入侵之后，大片领地上的百姓全然失控，基层的管理压根就不存在。
隶属于都元帅府两个枢密院的官吏们，最近陆续被派出就任，取代大金朝廷原来的地方官。但他们就任以后，因为人情风俗不熟，要落实定海军的政令，往往遇到各种莫明的阻力。
又比如，为了解决官吏缺乏的难题，定海军不得不从大金朝廷或者地方乡豪人物里擢升人才，但这批人的才能固然有高有低，泥沙俱下，不少人很可能心怀鬼胎，还有不少人也无忠诚可言，只不过把定海军政权当做了攀附富贵的通道罢了。
再比如，随着jūn_duì 的扩张，其战斗力能否一直保持，也是难题。
降兵里头，固然有许多可用的精兵锐卒，也有大量的兵油子混迹其中。在整编的时候如果不能将之尽数沙汰，这些人要污染jūn_duì 的风气，是很容易的。而定海军的基层军官们，这阵子抽调了很多去填补地方官员的缺额，剩下的一批人，大都是近两年里飞速提拔而出。
他们在提拔之前虽有军校学习的过程，但能不能管理好更大规模的下属，是个严峻的挑战。莫说他们了，郭宁自己也不知道自家能否管理好多达十数万的jūn_duì ，也不知道那些新鲜出炉的节度使、都总管们是否胜任。
偏偏在这几个月里，他又并不能下狠手去整顿jūn_duì ，教训官兵。因为降兵们本来就人心惶惶，总得稍加优抚，使之归心，而定海军的骨干老卒们，从贞右元年以来几乎马不停蹄地打了两年的仗，很多人已经疲惫了。
将士们是人，不是机器。他们跟随郭宁，是因为郭宁承诺他们更好的生活。为此，他们已经拿命来拼过了。接下去就是郭宁进一步兑现承诺，论功行赏的时候；也是他们安顿家人，或者迎娶妻子建立家庭的时候。将士们的心思，短时间内未必集中到jūn_duì 本身。
后继粮食上头如果出现巨大缺口，郭宁不仅不能刻苦练兵，还得督促着将士们回家种田，保障了他们手中赐田的春耕夏耘，才能保障入秋前后不至于出现饥荒。
除了这些，还有与中都旧有政治势力的平衡和折冲，与大金国各地宣抚使、诸京留守的往来定约等等，都不能说顺利。
各种各样的琐碎细务上的为难之处，这些日子也都随着都元帅府的施政推进，不断地暴露出来。
身在中都的定海军官员们，这阵子暗地里抱怨：元帅当日说要广积粮、高筑墙，实在是英明的很。奈何大金实在不堪得犹如豆腐，以至于己方扩张如此神速，简直来不及做好准备。所以千错万错，错在大金太不争气。
而郭宁自己，前几日照例读书。担任都元帅府经历司都事、同知中都枢密院事的梁持胜是个妙人，讲了汉末三国时候的一段故事，便是孙权遣使陈说天命，而曹公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那段。
郭宁闻听大笑，说曹公的位置之下如果是炉火，我郭六郎屁股底下分明是座滚烫火山，可比他老人家还要为难多了。
所有的这些情形累加到一处，郭宁是真没法打仗。
退一万步讲，元帅府在山东，尚有存粮。过去一年里不惜用战马等物资高价换购的，主要就是粮食，数量还不少。但那是为了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而留下的家底，是万万不能掏空的。
而且有个尴尬之处在于，因为粮食大都从海路运入山东，为了减少损耗，山东的好几个大粮仓直接就建在港口附近。当时为了粮仓的防潮防水，徐瑨曾经密报过一些事，而郭宁据此砍过人头。
南朝的水军，规模是大金的十倍以上，做不得假。而定海军手里通州样的船队，许多还是海陵王留下的。那都是快五十年的老家伙，跑跑运输则可，打不了海战。
如果都元帅府因为粮食的事情和南朝宋国起了冲突，宋国的巨舰万一北上，只消对几个港口稍稍滋扰，一把火下来，定海军的家底可就危险。
想到这里，郭宁真有些沮丧。
就算南朝宋国只是条疯狗、傻狗，自家若不能撕咬回去，毕竟不大舒坦。但武力上头，没什么像样的反制之法。这个闷亏，好像是吃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