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动员体系运转三个月之后，在施佩尔天才般的努力之下，德国终于真正建设成了国家社会主义，那一套国家定价、渠道控制、统购统销、按需分配的套路玩得比斯大林同志还溜，除资本和财产还属于个人所有外，其余一律走上了国家管制的道路，各类生活物资基本是按照人口和家庭实际供养情况凭票证供应的，肯定不能算充裕，但可以充分保证生活所需。
以食品为例，德国人用特有的精细和科学精神进行了计算，保证普通居民配给的食物热量一直稳定维持在2400-2450大卡区间内——在适宜活动量的基础上，该热量供应程度既不会让人长胖也不会让人挨饿，不过肉类的供应有所削减，土豆的供应量增加了，该数字与战后的丰裕社会相比当然看上去是寒酸了一点，可如果将主要交战国的水平进行横向对比，这个水平不低，此刻苏联的食物供应不到1800卡，英国本土食物供应大约为2100卡，德国依然维持了较高水准，在主要交战国中大约只有美国能超过这个水平，但美国本就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发达农业国家，所有消费是以巨大的浪费为前提进行配置的，而且在美国较高的平均水平基础上是深刻的不平均。
希姆莱的党卫军和马丁-鲍曼的盖世太保最近依然忙着往集中营抓人，这回倒霉的可不是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很多人已被释放出来赴各处矿区或者波兰的集体农场去参加强制劳动了，集体农场劳动力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从东线转移过来的红军俘虏，不过与苏联方面采用集体农场剩余产品全部收缴国有不同的是，施佩尔采用了交足定额以后全部归劳动者个人的做法，同时又将土地切割成相对小块分给这些人耕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至于原来拥有土地的波兰人去处，霍夫曼没问，施佩尔也没多说。随便一想就能知道他们的去处——不外乎是东南欧和芬兰的各处矿场与工厂的强制劳动，这事情霍夫曼认为没法多说什么——波兰当局在战前疯狂迫害德裔、与德国政府为敌的时候就应该会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更何况与希特勒杀掉几百万波兰人相比，让他们去强制劳动其实还是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很多个集中营因为关押人口减少而关闭了，其中就包括霍夫曼相对熟悉的奥斯维辛、达豪等集中营，不过目前德国本土还有集中营，在里面关押的都是德国国内的政治异议分子，要么是脑子坏掉、对英美或布尔什维克一脸幻想的小布尔乔亚们（比如白玫瑰成员），要么是过惯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日子的奸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抵制总动员体系的人士。最后一部分是体制内的贪污犯——他们凭借各种各样的手段巧取豪夺而被查处，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铁拳面前，凡是敢于和体制作对的人物不会有好下场。用马丁-鲍曼的话说，叛国集团中几十位将军、元帅这样显赫一时的人物都被我们送上了绞刑柱，还怕治不了区区你们？至于贪污腐败分子，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有的，特别是在政府权力如此之大时，此类现象不太可能根绝，无论希姆莱和马丁-鲍曼后世对他们的口碑如何，至少在个人操守上还是无可指摘的。他们都对腐败和贪污没什么兴趣。高层领导中唯一胆战心惊的就是里宾特洛普，在戈林倒台之后就属他的作风最经不起严格查验，希姆莱和鲍曼已经隐晦地指出要清理门户。但霍夫曼考虑到刚刚清算过叛国集团，不想如此大动干戈，只把里宾特洛普叫过来狠狠训了一顿，这家伙立即很知趣地奉上了有关腐败所得，事情便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者出身的霍夫曼已逐步在适应政客的角色。
11月8日是啤酒馆暴动29周年的纪念日，按理霍夫曼是要出席的，不过他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对会见党内老同志有兴趣，借口局势紧张（正好是火炬行动的当口），而让戈培尔代表自己出席了会议。在次日。奉命而为的戈培尔博士在柏林体育馆做了有关总动员和全面战争的演讲，霍夫曼虽没有亲临现场。但他还是通过广播收听了全过程——在战后他看过许多次有关这次演讲的片段，但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深入其境：
“你们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么？你们想让战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具总体性和彻底性吗？”
台下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山呼海啸般支持的声音和雷鸣般的掌声。
“我问你们：……如果元首和国家需要。你们每一天会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是十四小时，并且为了胜利奉献一切吗？”
“愿意！”
演说之后，戈培尔下令关闭柏林所有的豪华饭店和娱乐场所，带头不用宽敞阔气的客厅、不上高级茶点，并通过纪录片广泛宣传，在政坛高层人士中掀起了简朴运动的高潮。
这次有关全面战争的演讲比历史上那一次要早好几个月，同时也没有斯大林格勒失利的消息，完全是霍夫曼希望更深入了解总动员体系后的国民反应，希望判断并掌握惩治“叛国集团”后的社会影响而提前部署的，从社会舆论与民众反响的情况来看，对总动员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了霍夫曼最乐观的预见，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支持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元首个人的拥戴和热情也依然不减，所有人都真切相信千年帝国建设和欧洲联盟未来领导者的口号——这与霍夫曼穿越前的德国社会形成了鲜明反差，德国后来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在霍夫曼看来完全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