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春心里很清楚，这个价格，太低了，六七十年代的书多少钱一本？几毛钱，薄的一两毛，两三毛，了不起五毛钱，能超过一块的凤毛麟角，但是架不住多啊，而且据他观察，薄书很少，也就是说，基本都得三毛起步，如果都按新书价格算的话，五百块钱，能买个一千多本就不错了。
但是这屋里，可远远不止一两千本书啊，说句夸张的，怕不是要有一万本，当然这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藏书，一万本书任谁也看不过来，现在的人可不像几十年后那样，买了书放架子上装叉用，现在都是买一本看一本的。
据许大春估计，这些书，应该是几个人甚至两三代人甚至更多人的藏书，才能形成这种规模，毕竟里面有些书看起来，怎么都得几十上百年的样子了，那种岁月带来的沧桑感，哪怕仅仅漏出一个书脊都能看得出来。
许大春猜的不错，这些书，有一部分是樊叔和王主任的老师一生的藏书，老师的儿子没有从文，对这些书不感兴趣，老师怕埋没了书籍，去世的时候，便把这些书送给了自己最得意的大弟子，也就是许大春眼前的樊叔。
另一部分的来历就久远了，樊叔的老师是传承了几百年的文人世家，从清朝刚开始那会儿就是当地出了名的文豪，家里收藏的书自不必说。
许大春不知道的是，这里面还有惊喜，这事还得从乾隆三十七年说起，当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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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
《四库全书》的图书征集工作大概分为六个来源。
第一个，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
第二个，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着作。
第三个，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
第四个，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
第五个，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
第六个，《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 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着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着作，这些着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着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
这些书籍的征集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重复的复刻本被进上，樊叔老师的先祖，就是在纪昀纪晓岚的领导下的分校官，负责筛查各种书籍的重复已经分类工作，那些重复的抄写本或者复刻本，在选出来品相最好抄写最清晰的之后，其余的就要剔除出去。
樊叔老师的先祖借着职务之便，收藏了很多好书，也就是说，在这个屋的书架上面最老的书，可不仅仅是许大春认为的百十来年，而是三百多年。
而樊叔家里，也是书香门第，本身藏书也不少，而且是三代人收集的各种书籍，很多都是老式儿的线装书呢，虽然比不上他老师赠与他的书，但无一例外，保存的都很好，而且也都是书籍所在年代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许大春这波血赚。
樊叔犹豫了，他深知现在的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好这些书，原本他还在想这些书怎么办，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那这些书的结局不言而喻，这个地方虽然隐蔽，但也不是什么固若金汤的地方。
想要保护好书籍，必然要常来打理，如果不来，虫吃鼠咬返潮等问题都会导致书籍受到不可逆的损坏，但如果自己常来，一个是会加速这里的暴露，另一个，自己也打算全家外出避难了，自然也顾不上这些书，可以说他能坚持到现在还没走，就是放不下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