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八年，整个五月份，刘季眼里的带恶人黑夫，都在筹备入关之战。
北伐军中的老人皆知，黑夫打仗是出了名的重视后勤，不管是征匈奴还是伐百越，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而在夺取南阳郡，兵临武关后，黑夫也没急着去进攻，而是让大军修缮道路，在丹阳地区设立仓禀囤积粮草，还让大后方的南郡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战争！
战争是由人来打的，不止是前线作战的士兵，这些人的粮食运输、所使用的箭矢，都需要靠人力来实现运输，所以十万之师举，其背后，至少要同等数量的民夫……
黑夫的计划里，在武关实施入关作战的部队大概十万，而民夫十五左右。
其中五万是俘虏，五万来自南阳，五万来自南郡——之所以人口更少的南郡要承担相同役力，是因为南阳初定，北伐军的势力尚未伸入基层，只能通过投降的官吏或当地氏族进行征召，效率未免低下，五万已是强征的数额，再多，就要出事了。
南郡则不同，此地是黑夫的故乡，北伐军治理当地一年有余，对基层的控制力，几乎回到了天下未裂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黑夫此时看着从后方反馈的消息，却皱起了眉，自言自语道：
“看来，即便是革命老区群众，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啊……”
这是一份厚厚的报告，字迹工整，文辞丝毫没有陆贾等儒生的华丽花哨、引经据典，却从里到外，透着一位老秦吏的严谨老练！
根据报告的总结，南郡百姓对出役意愿不高，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出役耽误农忙，比如竟陵县有常年出役者，结果造成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江陵附近，一个叫西门乡的乡邑，春天出了36匹马，遇到骤雨，死7匹，病6匹，伤8匹，损失太大。
而这些损失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因而当夏天，官吏再度动员支前时，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
不仅农夫，城邑里的小商小贩更不愿意出役，因为一旦出了役，家庭生活即无法维持，当时有人就因为出役负了债，还有人因为出役吃光了积蓄，因此这些人认为出役是个要命事。
其二，黔首出役而官吏不出，也引发普遍不满。
没有哪个政权能保证自己一直清澈，才一年时间，腐败和堕落也在北伐军内部滋生。
为了维持各地秩序，大小官吏都是可以免役的，即便去也只抽调一小部分。
同时，由于这些基层小吏掌握着百姓出役的支配权，因此他们的亲戚朋友就有了可以逃避出工的机会。
云杜县令就禀报了基层普遍的现象：“与官吏有关系，在乡里的闾右富贵者，该着出役，便提着酒拿着钱找官吏想办法，官吏收了酒、钱，遂将其延后，另使他人代役。”
黔首对这种徇私的做法自然深恶痛绝，因此对出役更加抵制。
原因三：支前民工待遇差，毕竟不是信息时代，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因为前后沟通不及时，常会出现民夫抵达一地，亭舍驿站却没有及时供应粮食，导致吃不饱饭，甚至喝不到开水，夜间也只能睡草堆，蚊虫叮咬，苦不堪言。
除了食宿，穿衣也出现严重问题，这点黑夫很清楚，去岁襄阳之战，不少民夫北上时，天气不太冷，自带的冬衣不多，结果都冻病了，最后还是靠缴获北军衣物才解决。
食宿有问题，人就容易生病，去年襄阳之战，民夫里十有二三得了病，肠胃腹泻，寒热是冻的，尽管北伐军有医务兵制度，但医生和药物连士卒都不够用，摊到民夫身上更寥寥无几。不少人死在外面，尸体就地掩埋，死讯通过邮驿系统辗转运回来，亲人哭天抢地，当地人就更视服役为危途了。
更何况，在南郡家门口保卫家园，和千里迢迢北上去陌生地域，积极性是完全不同的。
而对黔首不愿服役的情况，不同县处置办法也不同。
比如春天时，黑夫发动南阳战役，南郡要出民夫往前线运粮，每县一千人。
枝江县尉为了完成郡里安排的数额，采取欺骗手段，先说到县中三五天的任务，骗得千人上路，又说到郡城，又说到汉水，每逢一地，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这件案子轰动南郡，按照《徭律》，不至于失期当斩，但亦是要严惩的。只是涉及人数太多了，有七八百人，处理不当将引发一县民愤。
最后郡丞乐裁定，认为是枝江县尉以欺骗方式征役造成的后果，既然是官府失信在先，那些受骗逃亡的人不当处罚，反将枝江县尉下狱！
“我为君侯牵过马！”
“我去岭南流过血！”
“我在安陆立过功！”
据说，那个行伍出身的县尉被戴上桎梏时，大呼冤枉，掀开衣裳，露出了一身疤痕。
毕竟是一县之尉，还是黑夫旧部，南郡传书至前线，询问黑夫该如何处置。
“我记得此人，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匿身云梦，他是我亲卫短兵之一，安陆之战，则是百长，冲锋在前，身中数刃，江陵之战，已是五百主，也横矛于戎车之上，杀入敌阵，以一当十。”
黑夫很是无奈，若不是立下大功，受他信任，岂能做到堂堂县尉？
但黑夫更清楚，律法无情，这是底线，绝不容破坏！虽然扛着红旗反红旗，但黑夫，从未废除过秦律法令，更不会搞什么“约法三章”。
解除重压的方式是渐渐放松，而不是骤然撤销，没了律令做保障，社会将陷入更可怖的动荡。历史上这么做的汉朝，虽然刚开始得了夸奖，但最后面对失控的社会秩序，只能捂着被打肿的脸，又将秦律捡回来，随便改改或者改都不改，又继续沿用。
所以，黑夫将“武装斗争”“法律建设”，当成了北伐军的两大法宝，只是在那些不近人情的条款上，稍加损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