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
张超到皇城散步遛狗，马周、魏征、房玄龄等人也牵着一条狗过来遛。早朝之后，皇帝与几位宰辅重臣们一起遛狗，似乎成了一个新的惯例。
一边遛狗铲屎，一边聊聊国事，交流一下意见，在清新的空气里，倒是挺不错的。
“倭人真是没有出息，一边想要全面学习我们中原，却又不自量力想要对抗我们大华。还真以为学了点皮毛，就能够跟老师过招了。”
倭人的改革内容，其实就是全面模仿贞观新政，但却又没模仿到核心，只是模仿到了一层皮，比如大华都已经取消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倭人却把这个当成宝，高高兴兴的在全国推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
还将倭国划分五畿七道，学大华的区划，设立六十多个令制国。中央呢，又是模仿唐初的三省六部制，可大华也早就不再用三省六部制了。
大华如今实行的可是内阁负责制。
刚搞了几天的改革，倭人就以为自己完成了中央集权，就叫嚣着让各国出兵。确实纠结起了十万兵马，但这十万兵马岂能同大华的jūn_duì 相比。
“本质上来说，均田制以核心的国家制度，是均田制、租庸调税制、府兵制军制为一体的，甚至公廨田、职田、勋田等为补充。国家制度的根本还是在于田地，说白就是古典农业制国家。”张超站在那里道。
而均田制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虽然说西魏北周隋唐，都以均田制为根本，并都因此强大，但都是有社会背景的。
均田制需要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是战争，是不断的兼并状态下，战争不断，人口少，土地多，并且通过战争能不断获得新的土地，因而朝廷才能将新获得的土地分授给百姓，通过授田，获得更多的租调税赋收入，获得更多的免费庸役。
国家的力量才能因而不断的增强。
说到底，在南北朝时代，属于地主豪强的时代，土地兼并是相当严重的，而当时的战争，恰恰是将一大批的这些豪强地主给打倒，将他们的土地收为公有，并将原本属于他们的大量无地佃户，转化为国家纳税的公民，是一种集权的体现。
均田授田，让国家税赋增收，丁口增长，兵员也增多。
但这种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在于实际上均田制是无法真正完成的，因为哪怕是现在的大华，人均田地也不过二十亩。隋朝鼎盛之时，人均田地也不过九亩。
一丁均田百亩，这个是无法完成的目标。
因此，当天下一统，战争结束，当社会趋于平稳，人口开始迅速增长，那么土地的不足就会越发的严重，而和平年代，土地兼并肯定也是更加严重。
无法再完成均田，则以均田制为核心的那整套国家制度，也就成为无根之木，必然最后崩溃。
这就是必然。
本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制度，均田制出现时，正是当时南北时后期，北方两雄争霸，均田制为根本的那套制度的出现，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朝廷凝聚了力量，在当时，是非常合适的。
但到了唐一统天下后，这个制度慢慢的就不合时宜了。
没有足够的土地均田，百姓分不到田，甚至分不足田，可税赋却还是按着那人丁百亩的均田来缴纳租调，来服庸役。
贞观朝时，朝廷适时的推行新政，罢除均田法和租庸调，改推行两税法，摊丁入亩这些新政，同时朝廷全力对外开拓，这才在新的时期，找到了一个全新的适合的国家制度，让贞观因此强盛起来。
“倭人嘛，哪有什么见识，每年虽然派来一批遣华使，但这些人短短时间里哪能学到什么东西。再者，倭国真正掌权的又不是倭王，而是苏我氏家族。苏我氏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如他们现在推行的这以班田制为核心的改革，其根本目的还不是为了中央集权，说白了就是要把权力集中到他苏我氏家族手里。”马周对倭国的新政，也是有些研究的。
对马周这种全程参与贞观新政的人来说，倭国的新政，跟小孩子一样幼稚。
“元辅对倭人要求太高了，对于倭人来说，他们的改革，也还是有不少进步的，起码比之过去的制度要强的多。过去的和国统一日本虽然也几百年，但其实一直是一盘散沙，中央没有完成什么真正的集权。现在这种班田制，虽说是拙劣的模仿中原过去的均田制和三省六部制，但确实比过去强多了。只不过，千不该万不该，这些倭人不该要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跟大华开战。”房玄龄则说了几句公道话。
倭人未必不知道如今大华推行的新政，但他们放弃了大华现在的新政，却去模仿过去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均田制，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无法模仿大华，因为大华的条件，他们没有。
大华现有的制度，依靠的是两条，一是大兴工商贸易，二是对外征服开拓。大华的农耕技术，大华的人口基数，大华的土地数量等等，都让大华实现了只需要一部份人口耕种就能养活大华的所有人口，能够有剩余的人力来进行工商贸易。
而大华大兴工商，有粮有钱，才有能力拥有更多的jūn_duì ，保持着先进的武器等，才能在对外的战争中，无往而不利。
可以说，这些基本的条件，倭国一条都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