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说过，和平主义在30年代的英国属于政治正确，不容任何人站出来反对。
因此，包括铁血主战的丘吉尔在内，也必须是“和平主义者”，至少要标榜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如果达成世界和平？
英国人分成两派。
一派叫做“可战派”。以丘吉尔和艾德礼（工党领袖）为代表，他们认为反对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包括最后使用军事力量，相关团体为“国联协会”（lnu）。
一派叫做“弃战派”。以兰斯伯里和道森（《泰晤士报》主编）为代表，他们谴责和反对一切战争，面对危机冲突，主张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相关团体为“和平誓约联盟”（ppu）。
到了30年代中期，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剧烈，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会员、资金和支持者。
搞笑的是，他们使用的手段大同小异，即通过媒体用战争来恐吓民众，导致英国老百姓越来越惧怕战争。后来张伯伦竞选首相时提出的口号，干脆就叫“投张伯伦一票，就多了一份和平”。
周赫煊在伦敦大学的讲座内容，就好像是给英国的“和平主义者”们提供了弹药，他们又有了战争恐吓的新鲜材料。
其中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最为积极，这两份报纸挑选最惨烈的几张屠杀照片，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来刊登图片。他们不断的强调战争只能带来死亡，谴责日本停止对华侵略，同时又号召英国人民支持“和平运动”。
于此同时，在地方选举当中挫败的保守党，也拿日本侵华屠杀来攻击工党，指责日本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是源自于工党执政期间的纵容。工党同样拿此事来反击，说保守党的妥协外交政策，才是酿成日本武力扩张的罪魁祸首。
周赫煊的这趟伦敦之行，显然同时卷入了英国“可战派”和“弃战派”，以及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旋涡。
英国最大的反战团体“国联协会”（可战派），以及刚刚成立就气势如虹的“和平誓约联盟”（弃战派），不约而同的向周赫煊发出邀请，希望周赫煊能够参加他们组织的公众演讲。
毫无疑问，周赫煊的反战讲座，已经触碰到英国人最敏感的g点。
整个十月份，周赫煊就在演讲和讲学当中度过。他这次学聪明了，只是不断的重复反战与和平，并不透露自己站在哪一边，更不会傻到说什么“以战争求和平”。至于“反法西斯”论调，周赫煊更是提都不敢提，不然肯定会惹怒“弃战派”。
于是，“可战派”和“弃战派”对周赫煊更加尊重，千方百计的想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
英国保守党也频频邀请周赫煊参加酒会，希望周赫煊帮忙拉地方选票，想要蹭蹭热点来刷民众好感度。
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周赫煊先生仅在1935年10月，就在英国各地进行了8堂学术讲座、16场公开演讲，应邀出席了13次私人酒会。
再加上报纸媒体的疯狂宣传，周赫煊简直在英国都封神了，被誉为“来自东方的和平斗士”。
周赫煊的《菊与刀》，以及介绍甲午战争的《龙旗翻卷之下》，一下子炒冷饭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在这两本书的宣传下，英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坏到了极点，普遍认为那是一个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国家。
《泰晤士报》再适时抛出中国白银危机，并分析了英国插手能得到的好处，立即就获得英国民众的广泛认可。
……
10月下旬，周赫煊在英国各地转了一圈，再次回到雾都伦敦。
周末。
上午十点。
特拉法尔加广场。
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汇聚于此，等待着聆听周赫煊的演讲。这次没有谁花钱雇人撑场面，报纸上一刊登演讲消息，无数市民就自发跑来了。
“滴滴！”
汽车鸣笛声响起，人群自发的让开一条通道。
四位荷枪骑警在前面开路，他们跨着雪白的高头大马，其中一人猛地的吹着哨子。后边是一辆加长宾利防弹轿车，坐着周赫煊、张乐怡、于珮琛和孙永振。再后面是十多个街头警察，他们挥舞着木制警棍，任务是维持现场秩序。
到了广场南段的纳尔逊纪念柱，四位骑警突然下马，街头警察则护送着周赫煊等人前往广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