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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部分(1 / 2)

足够则是错误的。我们出现这一错误是因为我们把种属延续的生存,理解为只是一些与我们相似的生物在以后将来的存在,它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并非与我们为同一。另外,由于我们的认识从内投向外——从这些认识的角度观察,我们考虑的就只是我们所直观看到的、种属的外在形态,而不是它的内在本质。但正是这种内在本质构成了我们意识的基础,是我们意识的内核;它对于我们甚至比这意识本身还要直接。作为自在之物,它并没有受到个体化原理的限制;存在于所有个体当中的其实就是同一样的东西,不管这些个体相互并存抑或分先后依次存在。这就是生存意欲,也正好就是这如此迫切要求生命和延续的东西。所以,它不会受到死亡的影响。但是,这生存意欲也不可以达到比目前更好的状况和处境了。所以,对于生命来说,个体永恒不断的痛苦和死亡是肯定的。摆脱这些痛苦和死亡,就只能否定生存意欲;只有这样做,个体意欲才可能挣脱种属的根基,放弃在种属中的存在。至于到了这个时候意欲成了什么,我们缺乏明确的认识,我们甚至缺乏为我们带来这方面认识的素材。我们只能把它形容为可以自由决定成为还是不成为生存意欲的东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佛教就把它称为涅槃。这一境界始终是人类这样一种认识能力所无法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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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论性a(14)


如果我们现在从这最后思考的角度审视熙攘混乱的人生,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穷于应付生活中的困苦和折磨,竭尽全力去满足没完没了的需求和躲避花样繁多的苦难;人们所能希望的不外乎就是把这一充满烦恼的个体生存保存和维持一段短暂的时间。在这一片喧嚷、s动之中,我们却看到了两个恋人百忙当中互相投向对方充满渴望的一眼;为何这样秘密、胆怯、躲躲闪闪?因为这些恋人是叛变者——他(她)们在暗中争取延续那要不是这样很快就会终结的全部困苦和烦恼;他们打算阻止这一结局的到来,就像其他像他们那样的人在这之前所成功做了的一样。


节选自《叔本华思想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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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超越快乐原则(1)


[奥地利]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性学三论》、《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引论》、《快乐原则的彼岸》、《自我与本我》、《抑制、症状与焦虑》、《文明及其不满》等。


【编者按:本篇提出了人类性a方面的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分析了这一对概念的关系。作者认为,人类文明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服从现实原则的结果。牺牲个人的快乐是人们为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过程自动受到“快乐原则”的调节。这意味着任何一种给定的过程如果源自不愉快的紧张状态,都必定采取使结果与这种状态的放松相一致的途径,就是说,要避免“痛苦”,产生快乐。当我们考虑到观察中的心理过程涉及这种结果时,就在自己的工作中引进经济学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种值得推崇的表述不仅是位相的、动态的,而且包括经济因素,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设想的最完备的表达方式,从而可以称之为元心理学。


我们对快乐原则的主张是否接近历史上建立的哲学系统或者能否被它们容纳并不感兴趣。我们探索这种思辨性假说采用的方式是努力描述和解释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优先性和原始性并不是精神分析为自己确立的目标……


我们决定从心理生活中兴奋的量的关系来考虑快乐和“痛苦”,而不限于什么方式。按照这样的思路;“痛苦”相当于这种量的增加,快乐则相当于减少。因而我们不能同意在感情的强度与相应的变化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至少根据心理生理学的经验,不能同意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比例关系……


事实使我们相信快乐原则在心理生活中的霸权地位。这种假说指出,一部分心理器官力图把存在的兴奋量尽可能降低,或者至少保持不变……快乐原则是从守恒原则推导出来的。在现实中与守恒原则有关的事实也是我们假设快乐原则所必需的。在更详细的讨论中,我们将进一步发现,我们假设的一部分心理器官的这种倾向,可以归为关于稳定倾向的费希纳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形,他把这一原则与快乐—痛苦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第一种情形是在正常发生的情况下检验快乐原则,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快乐原则以原始的形式作用在部分心理器官上,为了在这艰难的外部世界保存生物体,快乐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无用的、危险的。在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影响下,它被“现实原则”替代了。现实原则并没有放弃最终得到快乐的企图,只是使满足延迟,放弃它的多种可能性,在漫长和迂回的道路上,暂时忍受“痛苦”以达到最后的快乐。但是,快乐原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性冲动的作用方式,它是难以教化的,会一再地发生,或者通过这些冲动的行为,或者在自我中起作用,它压倒了现实原则而伤害整个生物体。


同时,用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代替无疑只能解释一小部分而不是大部分痛苦经验。在自我向更加高度协调的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在心理器官的冲突与分裂中产生了另一个经常的“痛苦”根源。器官所承受的几乎所有能量都来自天生的本能,但并非都能发展到同一阶段。那些特定的本能或者它们的一部分在不断发生的过程中被证明与其他那些可以融合到自我统一体中的本能的目的和要求是不一致的。于是它们被压抑过程从这个统一体中分裂出去,保留在心理发展的较低阶段,失去了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就像对性冲动的压抑那样容易发生。如果它们获得成功,即通过迂回的道路得到直接或替代性的满足,那么这种成功会被自我体验为“痛苦”,否则的话,它会引起快乐……


这里所说的两个痛苦根源仍然无法包括我们痛苦经验的大部分。但是正如其他人会说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其他痛苦的存在并没有违背快乐原则的统治地位。我们所体验到的大部分“痛苦”是知觉的,要么是未满足的本能所驱使;要么是外部世界某种东西的作用,这些东西是痛苦的,或者可以在心理器官中引起痛苦的预感,并被心理器官认为是一种“危险”。对于这些冲动要求和危险威胁的反应,是心理器官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它可以受到快乐原则或对它加以改进的现实原则的正确引导。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对快乐原则作过分的限制。不管怎么说,正是对于外部危险的心理反应的研究,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疑点。


第四讲 超越快乐原则(2)


二人们早已知道,机械性的严重冲击、火车相撞或者其他威胁生命的事故之后会出现一种情况,叫作“创伤性神经症”……这种创伤性神经症的临床现象有大量与歇斯底里类似的运动症状,但通常被主体明显的痛苦所掩盖了,可能表现为非常广泛的一般虚弱和心理机能的,在这方面很像疑病症或抑郁症……


惊吓、恐惧、忧虑被不恰当地用作同义词,其实它们在与危险的关系中有明显区别。忧虑是对危险的预感,并为此做准备的状态,至于危险是什么并不一定知道;恐惧需要有确定的害怕对象;惊吓则表示没有思想准备而遇到了危险的状态,它强调惊奇的成分。按照我的观点,忧虑不会产生创伤性神经症,因为忧虑时,有某种东西在抵御惊吓,因此也是在防止惊悸性神经症的产生……


对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最忠实地接近于对深层心理过程的探索。在创伤性神经症中,梦的生活有自己的特点:它总是把病人带回到灾难的情景中去,使他惊醒而心有余悸……可以这么说,病人像忍受创伤一样忍受着有形的固恋。


让我们先撇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一含糊不清的题目,来研究一下心理器官,在一种最早的正常活动中作用的方式。我是指儿童的游戏……我并不想对这类现象进行综合的研究。我有幸提供一个例证,是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发明的游戏。这不是一次偶然的观察,因为我和这个孩子及其父母在同一座房子里生活了几个星期。要弄清他那令人困惑的、不断重复的举动的意义,这是相当可观的时间了。


这个孩子在智力发展方面并没有过人的地方……但他总能为父母及保姆所理解,并且因为行为“恰当”受到好评。他不会在晚上打扰父母;他一丝不苟地服从命令不去碰各种物体,也不到某些房间里去。最重要的是,当她母亲外出而把他留在家里几个小时,他也从来不哭,虽然他和母亲非常亲近。他母亲亲自喂他,亲自把他抚养大。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行为良好的孩子有时表现出一种讨厌的习惯,他把所有能够抓到手里的小东西都扔到墙角或床底下去,因而把他的玩具收集起来往往颇费工夫。他这样做时很有兴致并感到满足,同时发出长长的大叫声:“……”按照他母亲的判断(与我的判断符合),这并不是一个感叹词,而是“走开”。有一天我用观察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孩子有一个木卷轴,上面绕着一段线。他从未把它当作马和车那样在地上拉着走,他总是拉着绳子的一头,用相当的技术把它扔过小吊床的床沿,于是卷轴不见了,然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再用绳子把卷轴从床下拉出来,并且愉快地叫声“达”(那里)来欢呼它的重现。这就是整个游戏,是消失和重现。一般的观察者只看到第一个动作,因为这孩子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它,虽然第二个动作无疑能给他更大的快乐。


这个游戏的意义不难发现。这是与对孩子教育的显著成果——放弃一种本能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用游戏表明,可以让他的母亲离开,不会造成麻烦。他这样做,是用手中的东西使离开和归来戏剧化。当然这种游戏究竟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受到外界的提示,对于游戏的情感价值无关紧要。我们的兴趣在其他地方。母亲的离开对于孩子不可能是愉快的,也不是无所谓的事。既然如此,按照快乐原则,为什么他要重复这种痛苦经验并作为一种游戏呢?答案也许是这样:离开是愉快的归来的必要前提,而后者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但人们观察到第一个动作,即离开,要比带有愉快结局的整出戏更为频繁。


对这类情况,单个案例的分析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公正的考虑之后,一个人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孩子把这种经验变为游戏还有其他动机。他一开始是被动的,为经验所压倒,但当他把这种经验作为游戏重复时,虽然带有不愉快的性质,他却是游戏的主动者。这种努力可以归结为一种要驾驭形势的冲动(即“权力”本能),它不取决于回忆是否快乐。还可以尝试另一种解释,即扔东西可能是一种冲动的满足,即对现实生活中受压抑的报复,它针对母亲的离开而发,具有一种挑衅的味道:“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让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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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超越快乐原则(3)


我们知道,其他的孩子也会用扔东西来代替对人表现出同样的敌对感情。于是人们怀疑,是否强迫行为在心理生活中的作用是产生深刻的印象,好像自己是主人,表明自己比快乐原则更为重要,可以不依赖于它。但在这里所讨论的案例中,这个孩子在重复不愉快的印象,只因这种重复可以获得一种不同的,但更为直接的快乐……


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游戏中重复的每一样东西都对他们的实际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印象,他们就这样发泄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局势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也很清楚,他们所有的游戏都受到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愿望的影响,即想要长大,能够做成人所做的事……如果一位医生检查一个孩子的喉咙或者对他做一个小手术,那么这个惊恐的经验肯定会成为以后游戏的主题。但这里不能忽略从另一个来源获得的快乐。从经验的被动性到游戏的主动性,孩子就把落到自己头上的倒霉事加到游戏伙伴身上了,在这个代理人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这里所讨论的一切都表明,没有必要假设游戏的动机是一种特定的模仿冲动。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年人演戏和模仿的技巧,它和孩子的行为不同,是直接为了观众的。演员并非与观众一样痛苦,例如在演悲剧时,他也能感到非常愉快。这使我们相信,即使在快乐原则的控制之下,也有足够的办法使讨厌的东西成为记忆和心理偏爱的对象。从实用的观点来看,美学理论应处理这些其最终目的是要获得快乐的情况……


三25年的紧张工作使精神分析技术的较直接的目的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起先,精神分析医生的努力限于预言病人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对于它的各种成分进行综合,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交流。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翻译的艺术。由于治疗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而下一个目标是促使病人通过自己的记忆进行重构。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病人的抗拒。为了引起病人的注意,这种技术要尽可能快地揭示它们,并通过人的影响教他放弃这种抗拒,就是通过暗示的“移情”作用。


以后就越来越清楚了,使无意识进入有意识的目的,用这种方法是无法充分达到的。病人无法回忆起所有被压抑的思想,甚至无法回忆起它的主要部分,因而就无法确信,呈现在他面前的结论是否正确。他被迫重复被压抑的东西作为现在的经验,而不是像医生要他做的那样,把它作为过去的一部分来回忆。这种再生令人讨厌,总带有童年性生活的成分,即俄狄浦斯情结及其派生物,并且总是在移情的领域,即与医生的关系中起作用。治疗到这一步,就可以说,原来的神经症为新的神经症,即移情神经症所代替了。医生尽可能把自己的关心限制在移情神经症的范围之内,迫使病人回忆更多的东西,并尽可能不要重复……


精神分析专家在神经症的移情现象中所揭示的(重复强迫),也可以在正常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给人的印象是企图把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命运中的一种守护神的痕迹。精神分析专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种生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施加的,由童年的影响所决定……因此人们知道,有一种人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恩人总以邪恶的意志将被保护人抛弃,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例如责备他们忘恩负义;一个人的友谊总以朋友的背叛而告终;还有一些人总把别人看成权威,一定时间之后却又推翻这个权威,并以新的权威代替它;情人对妇女的亲密关系也经过同样的阶段,并且有同样的结局,如此等等。如果这些事都涉及人的主动行为,我们便不会对这种“同类事物的无限重复”感到惊异。如果我们在一个人的性格中觉察到不变的特点,那么它一定会在同一种经验中重复表现出来。更加突出的是那些情况。一个人并没有施加任何自己的影响,看来是被动地经历某种东西,却会一再地遭遇同样的命运……


考虑到这些观察结果……根据移情中的行为和人类的命运,我们可以冒险假设,在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重复强迫,它超越了快乐原则。我们现在也感到有必要把这种强迫的力量与休克病人的梦以及孩子的游戏冲动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种没有其他动机合作的纯粹形式的重复强迫功能,只出现在很少的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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