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洋人一句话闻到了点子上。混混承包不了码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住在租界。既没有租界得居留身份，更不曾纳过税。平日里管码头没人过问，但是现在要承包码头，就确实是个短处。
不等宁立言答话，乔家良已经抢先开口。“鲍里斯先生，我认为你的问题我们没有义务回答。我研究过租界的法律以及工部局去年颁布的码头管理办法，并没有一条要求码头的承包人需要拥有租界身份，或是为租界纳税。”
“你说的很对。所以我这只是个问题，而不是必要条件。”
“在当下这种环境，阁下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倾向性，我认为毫无回答必要。如果您坚持询问，我将保留起诉工部局的权力。”
乔家良那一口地道的伦敦英语加上中气十足的嗓音，让人恍惚间仿佛置身于庄严肃穆的英国法庭，头戴假发的控辩双方正就宁立言是否有罪进行激烈辩论。而九人陪审团，就是宁立言命运的决定者。当然，要是没有那些频频朝人抛媚眼的女郎，那就更完美了。
房门在此时被敲响，侍从把一张纸条递进来。靠近门首的华董接过纸条并不看，而是一路传递，很快传递到那位鲍里斯手中。
老洋人看了一遍，随后又掏出单片眼镜戴上，仔细阅读一遍之后，把纸条递给其他董事。
五名英国董事一名美国董事逐个看过去，脸上神色各异，那名四十几岁的美国人指着宁立言，用他那带着河北口音的中国话问道：
“宁立言先生，你要是承包了这个码头，能不能保证码头在一周之内开工，并且恢复正常运力？”
宁立言心头一喜，洋鬼子只要问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一件事：承包码头的事成功了。
自打刘光海与袁彰武开战，码头上就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在码头事件之后，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天津卫的混混吃码头，是从前清留下来的规矩。
当年八国联军气势汹汹，把慈禧太后赶得一路西狩，洋人提什么条件便答应什么条件不敢说个不字。可是这天津卫的码头，还是混混说了算，任你洋人多厉害，火车、轮船装卸，都得找混混出面。
要是直接找苦力，对不起，没人敢接这个活，也没人敢坏码头的规矩。
每个码头的归属都是若干条人命拼杀的成果。滚滚海河水里，不知夹杂着多少血肉生灵。不知深浅的苦力私自开工，最轻也是一顿皮开肉绽的毒打，严重些丢掉性命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没有人管理，没人组织，码头就没法工作。在太古码头的最终归属确定之前，码头上的苦力不知道该听谁的，根本不敢开工。
苦力在太阳底下摘虱子、蹭痒痒，等着说了算的脚行把头来，宣布码头工作的归属和酬劳。另一边货物堆积成了小山头，港口停泊的轮船急得拉响汽笛，提示工人该工作。
排在还面等着进港的船只，将码头堵得水泄不通，汽笛声如同连珠炮响个没完。
这些靠力气吃饭得苦命人，家里都没有隔宿的粮。一天不开工，晚上就要断顿。可是这些人宁可就在那里干熬，也不敢乱动一个麻袋或是一个木箱。商人在码头急得跳脚，洋人则高喊着抗议，可是苦力们只当没听见，没一个动窝，这便是脚行混混的可怕之处。
宁立言的别克汽车从码头附近匀速驶过，看着码头上的情景，乔家良道：“三少对此不知有何感想？”
“惟有悲悯二字而已。这件事与普通人没什么关系，不该把他们卷进来。不过我和袁三之间，得算是一场战争。一场波及到平民的战争，从它发动的一刻就该被诅咒，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不可避免。”
“宁三少有悲悯之心，我已经很满足。这座城市里，有的是人愿意一掷千金去捧舞女，捧明星，却没几个人愿意看这些来自乡村的穷苦同胞一眼。三少能说出悲悯二字，已属难得。”
宁立言看看乔家良，“大律师莫非是因为民生多艰，所以才愿意主动请缨为在下奔走，最终目的是让工人们早日获得工作机会？”
“这方面的因素当然有，不过也和宁三少你的为人和品行有关。恢复秩序当然重要，恢复什么样的秩序更重要。如果今天来找我的是袁彰武，我就会努力把他送进监狱，而不是让他成为码头的主人。”
“我只是个承包商，现在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但你换取了这座码头十年的所有权。比起权力，这点债务还能难得倒宁三少？如果你只想发财，现在把码头转包出去，立刻就能成为个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