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海山已经开始后悔接受藤田正信的任务了。
固然日本人交办的差事不容推辞，但是祖传几辈的老公事，自有敷衍的手段。明着卖命，暗里偷懒耍滑，把差事拖延到不必再办，是这一行的祖传本领。
北京城还有皇帝的年月，他们便是这样应付上官。这么多年下来，早就把这门功夫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世界上就没有自己糊弄不了的长官。
日本人再精明也不曾多长个脑袋，自己能糊弄别人，便也能糊弄他们。要怪就怪自己不该一时糊涂，只为了还清债务发笔洋财，就胡乱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本以为只是找个人，顺手拿点东西回来，不想竟是落入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但丢光了祖宗面子，自己也落入了危险之中。
虽然看上去佟海山像是个二流子，所说言语里真话含量也少的可怜。单不管怎么说，也是祖传几辈的六扇门，行事自有章法并非无能之辈。如果想要找人，天津城里他也可以找到大把的耳目。
只要有足够的赏钱，便是藤田正信的媳妇偷过多少汉子他都能打听出来，何况是找个人？可是日本人一共才给了两百块中交票，折算成现大洋也只能勉强在八大成点一桌八大碗，还只能是陆八珍，吃不起官席。
这点钱买盐不咸打醋不酸，雇不起耳目，便只好辛苦自己。佟海山买了几个肉烧饼，躲在宁立言家对面的小旅馆内蹲守。
作为包打听，宁立言的名字他自然不陌生，也知道他和日本人打赌的消息。既然定了生死约会，必要全力以赴，自己便只需盯住宁立言，就能找到那个小日本。
至于到时候是不是动手杀人，就只能见机行事。吃包打听这碗饭，讲究的是八面玲珑，最忌讳治一经损一经。即便日本人不好惹，他也不会把宁立言往死里得罪。
毕竟对他来说，日本人固然要命，宁立言也能让他脑袋搬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皆大欢喜，找出条折中的办法。
当那栋小二楼起火的时候，佟海山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连带咬了一半的肉烧饼都掉在地上。果然是一群不要命的生瓜蛋子，连宁三爷的房都敢烧，这是活腻味了？
天津卫这地方不比外省，警察平日敷衍怠惰，可是一旦有人犯下杀人放火的案子，必然得要个交待。能把杀人当吃崩豆，放火当放炮仗的，绝不是本地人。这么一通折腾，乃是取死之道，怕是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他是看着宁立言的汽车开走的，是以并不担心宁立言的死生，反倒确定这伙匪帮注定要死。对这种注定要灭亡的团伙踩上几脚，是傻子都懂得道理。他此时已经决定，帮着宁立言收拾了这伙人，放一个人情给他，再办了日本人，就不算得罪他太深。
放火的是两个人，还带了一辆人力车，逃跑的时候，一人拉着车，一人飞快地迈步飞奔，脚下速度都不慢。但是佟海山在他们放火前刚吞了一个烟泡，又吃了一肚子肉烧饼，正是气力足的时候，因此紧紧咬着尾巴，没被甩下。
他发现跟踪的不止自己一个，在自己前面，已经有人先一步行动，在后尾随着他们。虽然只看后影，他也能断定那是个女人。
这年月真是天下大乱，女人遇到匪徒居然不懂得跑，反倒是跟上，不是艺高人胆大就是脑子缺根筋。
佟海山没有救人困厄的习惯，只担心这女人败露行踪，把自己也牵扯进去。好在放火的两个生瓜蛋子一看就没跑过江湖，只知道自己没命的跑，却不知道回头扫尾巴。两方一个跑一个追，一路便追到了这片贫民区。
天津城内，大大小小的贫民区足有几十个。规模大小不一，但是样式格局都差不多。
这里没有宽敞的马路，也没有整齐的行道树，高大气派的洋楼，更看不见网球场。这里有的只有一间间窝棚，如同火柴盒，一眼望不到头。
两根长短不齐的木棍，向地里一戳，这便是门框。再寻一根三尺长的木棍打横一钉，便是门槛。在门框后面支两根棍子，用从垃圾场捡来的破芦席或是麻袋片重叠苫盖，一间房子便算完工。破席和地面连接的地方，务必多拍泥土，用力夯实。既是为了防风，更是怕大风吹走芦席，便没了屋顶。
这等窝棚长不过六尺，宽不过三尺，却要挤进去六、七口人。男人带着婆娘，再就是一群张嘴要吃喝的孩子。白天男人奔波挣命，夜里一家人便挤在火柴盒里度过长夜。早上男人一起身，一家人便都要跟着起，因为男人那件长衣服是全家的被子。
这等生活日复一日，永无终止。没人看得见希望，也没人能看见光明。无数道怨气与穷气汇聚于此，让外人远远的避开，不愿接近。里面的人最大的希望便是逃出去，外面的人没人愿意进去。
在这里生活的要么是外地跑来逃荒或是躲避战乱的难民，要么就是失去了自己所有产业也没有谋生能力的苦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