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立言为宫岛献计，以贩卖烟土、白面儿为手段敛财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自从日本人占领热河，便以烟土为重要收入来源。通过这门生意敛财的机构既有关东军、派遣军等正规军方机构，也有天津市内林林总总名目不一的特务机关。
这些机构虽然都是日本政府门下，嘴里都喊着为天皇效忠，实际各有山头，为了利益互相倾轧明争暗斗。鸦片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自然是争夺的焦点，谁也不肯让步。
不过日本眼下总归比国民政府更正规，这些机构为了钱财争斗也得遵守游戏规则不能为所欲为破坏大局。本地日本各路山头就烟土买卖划分过地盘范围，彼此尽量不要去别人的地盘抢饭吃。
像是当初陈友发搭上竹内的线，英租界这边就是他负责，其他日本机构尽量不来英租界卖烟土。反过来日本在意租界的白面儿商人也是其他机构派出，宪兵队并不过问。通过这种手段维持内部的平衡避免内耗。同时，这些机构也遵循一个员则，毒品只卖给中国人，绝不能卖给日本人。
可是宫岛东珍素来跋扈又急需大笔资金养兵，这些规矩根本不放在眼里。她的白面儿工厂在宁立言帮助下产能强大，产出的成品必须有地方销售。因此她一方面大规模吃进烟土原料，不惜断其他人货源，另一方面又不顾地盘划分想在哪里卖就在哪里卖，日本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只要给钱就能买到她的产品。
这种做法早晚会引来众怒，何况宫岛终究不是个真正的日本人也不代表日本利益，庞大的经费收益都被她拿去养兵以及个人挥霍，特高课也得不到多少分润，土肥原再怎么要利用她，也必须进行敲打。因此这次从关外派来里见甫，就是要收回宫岛贩卖烟土的权力，把这部分生意交给里见甫负责。
里见甫出生于日本福冈县，祖上几代都是海军，按照正常情况他也该加入海军效力。可是里见甫天生和数、理无缘，理工科成绩惨不忍睹，无缘踏入江田岛大门。几经周折进入日本对华间谍培训中心：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读。
他在毕业之后曾于贸易公司工作，金融危机爆发贸易公司倒闭，里见甫因此失业。他是同文书院的高材生，就业并不为难，很快就经人介绍进入传媒领域成为一名独立记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来到伪满洲国担任伪满惟一通讯机构“满州国通讯社”的“主干事”。
日本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国内高层的一盘大棋，为了战争需要人，日本政府想要把日本国内所有通讯机构合并收归国有，但是这个想法遭到本土民间通讯社负责人强烈抵制。这些人颇有能量，日本政府也难以推进，在伪满搞这个通讯社，就是个试验点。
如此重要的岗位，负责人自然不是泛泛之辈。最早想要委任陆大十三期毕业的高柳保太郎担任此职，但是关东军本庄繁欣赏里见甫才干，居然硬是否掉了高保，把里见甫推上这个位置。由于里见甫年龄不足以担任社长，只能暂时当主干事，社长位置空悬。
里见甫不负其所托，居然真的把伪满国通社搞得有声有色。他为人乖觉，知道日本名义上是现代国家，骨子里依旧未曾摆脱封建残余。即便有大佬支持自己的出身也坐不稳位置，在国通社走上正轨之后主动让贤，把职位交给了松方公爵之子松方义三郎，自己来到天津主持庸报。
庸报是天津本土报纸，行销华北全省，日销量接近两万张与大公报、益世报鼎足三分，在长江以北都有巨大影响力。当初王仁铿到天津时便曾以庸报记者身份作为伪装，就是因为这个报社的记者可以出入各种场所不会有人怀疑。
时移事易，随着《何梅协定》签署，华北局势日渐严峻，日本人越来越不受控制。庸报因为之前的fǎn ri立场频繁遭遇日本浪人骚扰，报社运营艰难。而且华北局势危如累卵，不知几时就会开战，一旦天津有失，报社从业者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
在这种压力之下，庸报负责人只能选择壮士断臂，在年初以五万元价格把报社卖出，原班人马南下投奔《大公报》、《商报》等报纸继续以纸笔为武器与日本人对抗。日本人为了控制舆论，出资接盘买下《庸报》的招牌，借助这块牌子方便自己行事。
随着白逾桓、胡恩溥被杀，日本在舆论战方面也急需一块新阵地。庸报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给日本人粉饰装点远比振报以及国权报更为便利。现在负责庸报发行以及文章审核的便是化名李鸣的里见甫。
此人经营报社有方，庸报在他的手里经营得有声有色，并未因资方变更而产生动荡。普通百姓不知其中究竟，只以为庸报的人骨头太软居然主动投了日本，却不知外壳依旧内里早已是鸠占鹊巢。
由于两世为人的关系，宁立言对于里见甫的了解远比普通人多，也自然知道此人最大的本事并非经营报社控制舆论而是贩卖大烟土。在宁立言前世，里见甫有个响亮的绰号：鸦片大王。
自前清开始，中国就长期饱受烟土之害，军阀混战时期，各省军阀纷纷种植烟土牟利养兵荼毒地方为害全国。地方豪强江湖盗匪也把烟土视为最重要的财源。
像是上海几位大亨开办的三鑫公司就是以贩卖烟土起家，如今虽然杜老板做了禁烟委员会常务专员，三鑫公司也宣告关闭可是烟土生意依旧，乃至为了庆祝自家祠堂建成款待江湖朋友请客就用掉八千两烟土。可是和里见甫比起来，不管是那些曾经为害一方的军阀还是上海的帮会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鸦片世界的王者非里见甫莫属。
根据军统私下的数据统计，里见甫打着“宏济善堂”旗号为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销售来自波斯地区的烟土与英国的印度人头土打对台，盈利超过两千万美元，折合日元三十兆。
后来因战争影响，波斯土难以获取，里见甫改为经销热河土以及蒙古土，其数量是波斯土的两千倍以上。只1941年一年，宏济善堂通过鸦片销售获利三亿元，与同年汪wěi zhèng fu的全年财政总预算相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