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孝提及亲王国幕府要为薛崇训分忧，二龄也想了些办法。虽然作为薛氏一派的官员，满朝文武见了他们都得谦让几分，但是权限上各有分工，他们仍然没法干预税制国策，大略的方向仍然由中书令张说及政事堂诸相公阁老们掌握；不然还要政事堂三省六部等朝廷机构作甚？
左右无策，一日王昌龄便在官署中对张九龄说﹕“自从刘相公主持革新‘三政’（盐政、河政、粮政）及钱法两税法施行以来，轻徭薄赋利国利民，天下未有怨言却大幅提高了收入，国库今年岁入预计可达三千八百余万缗。照以前的国家用度，这样的境况早已富足并有余，可而今军政两边臃肿庞大，竟到了穷窘之地。”
张九龄时不时点点头，并不言论。
王昌龄又道﹕“大头还是战争军费，数年以来屡次开边，动辄花费百万缗，尚且不算地方民夫劳力财物。本来是百年功业的大事非得短年月之内强求，若非大唐国力强盛恐已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劝谏薛郎莫要好大喜功，应该民生安泰为本，稳定周边以和外交，同时裁撤臃肿的官府及军府，盛世不远矣，这也是咱们作为谋臣的本分；而不是去怂恿他的错误。”
他说了一大通大道理，不料张九龄不置可否，却忽然左顾而言它﹕“你认不认识季真？贺知章啊。”
王昌龄愣了愣，沉默了片刻，没弄明白张九龄为什幺要岔开话题，难道我说错了﹕或者此中不仅牵涉国泰民安的原因，还有薛崇训掌权的考虑？
他一时没想明白，便呼了一口气冷淡地答道﹕“未曾见过面，但见过他的诗句和书法。不知他现在何处任职？在长安没见过。”
“在洛阳。”张九龄平和地说，好像闲聊一样的口气，“季真和我一次外迁的，当时我觉得仕途黯淡便辞官回家修路利民去了，他却遵从了朝廷的调职去了洛阳做官。最近听说他在永业田上种棉花纺白毡，赚了不少钱呢。”
王昌龄愕然﹕“不好好做官种什幺棉花，为小利而舍大义。”
张九龄微笑摇摇头﹕“出白毡最多的是西州，中原也可以种，不过现在还很少所以卖得贵。这是好东西，从播种到纺成一匹白毡，花费的人力物力比丝绢少很多，比麻布也费不了太多的力，却比粗麻穿起来舒适美观。少伯想想，庶民大多穿不起丝绢织物，穿那麻布却很不贴身冬天也不保暖，如果白毡不是物以稀为贵，万民皆有衣穿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幺？当国者让庶民不寒不饥便为本分也。”
虽然他一口一个利国利民，但王昌龄也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个法子，况且目前中原棉少，一开始倒也是暴利。”
张九龄微笑着点头道﹕“国库并非窘迫，只是薛郎近期急于对突厥用兵，从练兵治军到出征需一次花费额外的用度罢了。我们不在政事堂，只要能出一份力就尽了责任态度，而国策大事，咱们不在其位何必去白劳心思？”
王昌龄沉吟道﹕“贺知章毕竟是小官，见了专相（中书令）委托他开口调回长安并非什幺难事。”
二人商量罢，便先写了一封书信送到洛阳去和贺知章联络。
……贺知章五十多岁的人了，仕途是越混越差，武则天时刚中进士就封授国子四门博士，在长安做京官前途一片光明，不料当了近二十年的官，现在可好混到洛阳来了。按照唐代官场的路子，如果一心要爬到顶峰实现抱负的人，外放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儿，简直是浪费时间。贺知章不仅外放，品级也没见涨，也不知他悟到了什幺道理。
不过他平常却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在洛阳也过得逍遥自在，和当地的高门贵户结交甚好，五十余的人依然风流不羁常常光顾洛阳刘公产下的青楼酒肆欣赏音律舞蹈。刘公是洛阳数一数二的世家富户，自称汉代高祖之后，不仅富可敌国，在黑白两道的人脉也相当了得，也很会处事，比如贺知章在文人中有名气，诗词书法都不错，刘公便经常宴请结交，让他在青楼中放纵不羁还不收钱。其实贺知章也不缺银子，本来就是闲置搞了很多副业。
以这样洒脱的心境过日子，贺知章的身体还非常好，须发有些稀疏了，脸色却红润有光泽，额头宽而饱满，加上头顶掉了许多头发更显得眉毛上方额头的那一块地方更大。
他一收到张九龄署名的书信，当下就眉开眼笑逢人就说这回能干点正事了。好友刘公也很给面子，马上就招呼官场士林的三朋四友在晓金楼为他庆贺。晓金楼在洛阳有“销金窟”的名头，里面非常奢侈富贵，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好地方，同时在这里设宴也是刘公的面子。
贺知章笑呵呵地当众大言不惭道﹕“写信来请我回长安的人是故人张子寿，刘公定然知道现今张子寿已是晋王跟前的红人……哈哈，老夫做了几十年的官，在官场总是有人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