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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九年悄然而来，只是这个纪年在北京不能大声喊出来，除非是活腻了想让清军砍头。然而经过了血腥劫掠之后，北京的老百姓们对满洲人已经深恶痛绝，再不肯用“顺治三年”的叫法，于是更为书面和正规的“丙戌年”就成了普遍说法。
在私底下，更有不少人以“狗年”称呼这个倒霉的年份，同时在“狗”这个字上加了重音，颇有些暗指的味道。
多尔衮在大年初一入宫与皇帝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旋即又去了内宫与听政太后商议国事。这种行径对于满洲人而言不算过分，但在汉人眼里却是有悖伦常。而道德具有传染性，所以就连许多汉化程度较高的满洲人都难以接受。
只是眼下济尔哈朗因为天津之败和京观失察之罪抬不起头，使得多尔衮权倾朝野，没人敢于置喙。
其实多尔衮倒真的是去找布木布泰商议国事的。
而且是关乎整个满洲的命运：是否放弃北京，退回盛京。
布木布泰自知没有先帝那样的雄才伟略，对多尔衮这个“聪明王”的名声也充满了怀疑，于是她想起了祖制。
祖制是以四大贝勒南面并座，不分高下，共同议政。后来黄台吉花了大力气，将旗权拢到自己手里，终于实现了单独南面问政，贝勒赐座，其他人侍立的规矩。即便黄台吉称帝之后，满洲的旗权和政权仍旧相互抵触，尚且不能算是完全的封建政权。
从黄台吉死后来看，满洲人争夺帝位的方式也是比谁的牛录更多、拳头更大，仍旧是传统部落时代的习俗。
此时既然没有人能够独当一面让大清统一起来，那最牢靠的办法还是请来各亲王、贝勒，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民主”讨论，最终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决议。
因为豪格被俘，所以正蓝旗归于济尔哈朗。然而正蓝旗下的牛录却被阿济格和多铎瓜分。多尔衮为了拉拢阿巴泰这个先汗庶子的支持，又将镶红旗的旗权从代善手里挖了出来，交给阿巴泰的儿子博洛。
如此一来，八旗议政的时候，坤宁宫太后高高在上，背后有蒙古八旗撑腰。满洲八旗这边有多尔衮、多铎的两白旗；代善的正红旗；贝勒博洛的镶红旗；济尔哈朗的两蓝旗；以及名义上是顺治皇帝亲领的两黄旗。
为了让决策更加正确，多尔衮又提出了让汉军旗与会。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话虽如此，汉军八旗却只有三顺王中尚且活着的智顺王尚可喜和怀顺王耿仲明能够出席。
洪承畴作为多尔衮仍旧看重的智囊，也参与此会，让苏克萨哈、索尼、武拜等满洲重臣颇为眼红，而且愤怒——坏了祖宗规矩。
洪承畴却是有苦难言。自从丢了保定之后，他又身兼多尔衮的怀疑，小心翼翼到了极点，就连母亲都送进宫去成了人质，哪里还敢在这种场合说话？
顺治三年正月十四，这场几经磋商的会议终于在紫禁城武英殿召开，与会者便是这十个能够影响未来天下局势的人物。
“天津是打不下来的。填了好几万人进去，连土墙都没打下来。”心高气傲的多铎沮丧道：“明军海路通畅，围也围不住，这仗如何打？谁都怪不了，怪只怪咱们没有水师。”
会议从讨伐济尔哈朗天津失利开始，也随着多铎的反驳而结束。济尔哈朗十分庆幸自己找了多铎这个搭档，连带着让多尔衮投鼠忌器。
“咱们在根子上就输给了明军。”代善怨多尔衮抢了他的镶红旗，道：“当年先帝将各旗牛录收编在一起。看起来势力是大了，可现在想想，各丁不知道听谁的指令，难免造成战力下降。照我看，以后还是得恢复先汗时候的规矩，各庄子的牛录平时管人，战时领兵。别弄得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多尔衮本想驳斥代善的倒退，却牵动了肺经，一连串地咳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济尔哈朗只好硬着头皮出来，道：“先帝的规矩也有好处。大家都是先汗时候过来的，都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大军开出去，主子们抢得钵满盆满，甲兵却是两件血衣就打发了。若不是先帝将各旗兵权集结起来，公平分配，恐怕也没今日的盛况。”
“公平？”代善冷哼一声。
多尔衮也不觉得黄台吉有什么公平可言，而且想尽办法从他和弟弟手里抢牛录，简直是恬不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