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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可以大大方方霸占国家大权,却不能接手内帑。无论如何,父子天伦是不容破坏的。只要家长健在,家中经济大权就是父母掌管。后世推卸赡养责任只是“钱”的事,在大明却是可以判处流放三千里外充军的重罪。
在家教严明的士大夫家庭,子弟非但不能干涉家中经济收支,其本身所获取的收入也必须交给父母,并且被视作天经地义。五四之后传统被打破,乃至于华夏的新生代分不清父权和族权,以为所有收入归于宗族,那也是另一番风景。
朱慈烺不相信自己的思想能够被大部分大明人接受,又不愿意统治一个没有亲情伦理,只有法律规则的冰冷社会,所以他并不想去抵触现行的社会规则,只能加以顺应。而且他也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母后将宫中生活打理得十分妥当,所以并没有对内帑动过任何念头。
现在皇室投资处于初级阶段,基本都是空手套白狼,他说要占多少股份就是占多少,或是直接走账目,或是干股,并不需要从内帑支钱。而且可以预见,恐怕在未来数十年乃至百年间,大明皇室都仍将继续这种资本占有模式。
难怪马氏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谁都不能颠覆“拳头大,资本足”这一真理。
“只是负责此番南巡之事。”崇祯知道自己说得有些孟浪,哪有老子在世。家中大权就交给儿子的道理?这又不是国家政权,说让就让了。
“此事儿臣自会安排。父皇无须劳心。”朱慈烺道。
崇祯摇头道:“列祖列宗都未曾有千里冶游之事,武庙幸宣府尚且为朝臣诟病,朕幸江南,不愿花国家一钱。”真正离开紫禁城远行过的皇帝只有世庙嘉靖,不过他是回去修缮陵寝,不算游玩。
朱慈烺知道父亲的文青病又犯了,道:“儿臣不知内帑所积银钱几何。”
崇祯一滞,道:“朕也不知。且问了你母后再做计划。”
朱慈烺只得应诺。
得知要去江南游玩,周皇后当然很是高兴。然而作为天家的掌家人,她也清楚皇家内帑的根底。
光复神京以来,皇店大多都被裁撤,只留下了宝和店。皇庄则被长子分给了各学校为学田校产,或是被女儿讨去捐给了养济院,仅剩下的田地大多在南海子。供宫中日常吃用都有些勉强。
不过宝和店看似什么都不经营,每年收来的红利却越来越多。
从崇祯十九年的十万余两,一直攀升到今年的百万两,而且还有继续上扬的迹象。这是因为最初只有火药、钢铁等与军工产业的收入,随着路况改善,马车收益日增。而且平板玻璃、铅笔等商品的市场越来越大,获利自然也就多了。
当然,大头还是来源于南洋公司的分红。
荷兰人将台湾视作商业中转站,朱慈烺却知道台湾的甘蔗种植才是真正的经济大杀器。原历史时空中,荷兰人要再过三年才能领悟的事。被朱慈烺提前上演。从福建移民去的汉人大量开垦甘蔗园,制造砂糖。而且榨过甘蔗汁的甘蔗渣可用来酿酒、造纸。都是大明迫切需要的商品。
这其中朱慈烺还提出了用炭过滤糖水脱色设想,制造品质上乘的白砂糖,这无疑为打开东南亚和日本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从东南亚获得的印度香料,也为甘蔗酒精的再加工找到了新路:制造香水。
因为甘蔗酒(朗姆酒)的口味实在不为明人接受,所以目前甘蔗酒精大多被蒸馏成医用酒精,从收益上而言比香水的利润低得多。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利润增长点。
“现在内帑存银一百三十万两有奇,总不能为了出去玩一趟就全部花完。”周后在统计了南幸所耗费用之后,略有遗憾道。
国变之前,李明睿劝皇帝南幸南京,却因为花不起钱而作罢。那时候崇祯再不顾面子,光是随行人员的伙食他都承担不起。
朱慈烺看了母后统计的表单,道:“护卫这一项需要二十万两,这是可以省下来的。”
“人吃马嚼,两千余里,怎么省?”周后疑惑道:“难道不带护卫?”
“调两个师长途拉练,地方巡检司沿途接受大阅便是了。”朱慈烺道:“这银子在军费里已经花过了,总不成再花一遍。”
军费里本就有将士的生活费用以及作训费用,如果从军中将士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军营中训练,还是搞长途奔袭拉练,都是一样的,自然不可能问朝廷要双薪和补助。
周后是个聪明人,抿嘴笑道:“你这不是占国家的便宜么?”
“母后,虽说天家要公私分明,但圣天子终究是国家神魂所在。”朱慈烺道:“父皇到时候难免要去南京祭拜孝陵,所以这也不算是公器私用。”
周皇后听着觉得奇怪,好像有些跟不上儿子的思路。
什么叫祭拜孝陵就不算公器私用了?
从公羊儒喊出“天子一爵”之后,将皇帝视作一种职业的人,恐怕也只有朱慈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