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静三岁那年就检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虽然动过几次成功的手术，但病根始终没有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几个月前的一次检查，主治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付静最多还有一年的寿命，唯一办法就是做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移植手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型手术，这样的手术全国每年会有上百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足有上万人。
之所以会形成数量上的巨大反差，是因为两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心脏移植手术费用特别高，一般的家庭承受不起。
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障碍：器官捐赠者太少，而且需要经过配型，如果配型不成功也无法移植。
付仁家有的是钱，第一个对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但要找一个合适配型的心脏，而且要等到这个捐赠者离世才能动手术，实在太过困难。
付仁为了给女儿祈福全家集体信佛，不仅仅整日祷告，而且还不停地向一些慈善机构捐赠财物。
汶川大地震时他的公司一共捐款两百万，其中只有三十多万是员工捐赠的，剩下的一百六十多万则是他个人补足。
认识付仁的都会说他不仅仅是个好企业家，也是个好人，付静的主治医生于医生也这么认为。
或许是被这家人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不久之前，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型成功的捐赠者，据捐赠者本人说他患有严重的肾病，最多再活两个月，他愿意在死后捐出心脏延续付静的生命。
今天一早于医生接到付仁电话的，说捐献者已经濒临死亡，要他准备手术，于医生连忙安排好了一切，就等着付仁将捐赠者送过来。
果然几个小时之后，捐赠者被送过来了，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从后座抬下来的“死者”。
当时于医生有很多疑问，比如付仁不是医生，他怎么判断捐献者濒临死亡的？心脏移植手术的配型很严谨，之前为什么不在他们医院做？
不仅如此，现在这样的流程也极不符合规范，正常的心脏移植手术要远比这个流程更为复杂。
但病人的安危最重要，于医生没有时间去过多询问付仁，只当场征询了捐赠者父亲（车上下来的另外一个年长男子）的意见，男子沉痛的表示尊重儿子生前的遗愿，同意捐献器官，并拿出一份儿子生前签署好的“捐赠志愿书”，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
于医生查看了年长男子提供的证件后，证实了他和死者确属父子关系，便放下心来，不再迟疑马上动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筋疲力尽的于医生刚刚回到办公室准备休息一下，却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
这个同事是留下来处理捐赠者遗体的，他只说了短短一句话，就让于医生惊讶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同事说：“老于，我们摊上大事了，捐赠者不是自然死亡，很可能是被谋杀！”
（因为这个事件比较曲折，回家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捋清了这个事件的脉络，今天只能先更新一章，和朋友们说声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