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是怎么了？”
“饿的，可也怪我。”邱管家看了一眼向才贵：“他一路讨饭饿到了重庆，一找到我，我给他安排了一顿吃的，可我也是疏忽了。他饿到了现在，根本就经不起暴食，一旦开口大吃，很容易被撑死。还好我想起来的早，拼命的阻止了他继续吃东西。”
这句话，是真的。
孟绍原心里明镜似的。
放到自己那个时候，撑死很罕见。
可在这个时候，撑死，比饿死更加容易。
被撑死的，只要是两种人：
一种是饿极了，他们变卖一切可以换粮食的东西，不顾一切的大吃一顿，结果被撑死。
还有一种是苦熬到大麦即将成熟的，他们把青涩的大麦穗采下来，做成一种“捻转”的食物，大吃特吃，吃完一喝水，肚子会涨得受不了，最后活活被撑死！
造成这种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饥饿，肠胃已经变得极其薄弱。
“撑死”不是笑话，而是最真实、最让人心酸的存在。
向才贵就是如此。
一路从河南乞讨到重庆，肚子里时常都是空的，邱管家帮他准备了好吃的，他一看到，立刻不顾一起的疯狂吃了起来。
还好邱管家反应的话，再加上向才贵虽然一路乞讨，但终究肚子里还是有些东西的，不至于立刻毙命。
即便这样，向才贵的肠胃也受不了了，疼了两天了，最严重的时候满地打滚。
邱管家急忙帮他请了医生，配了调理肠胃的药，这才缓解了不少。
“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救命啊。”向才贵还在那里嚎啕大哭。
“起来说，邱管家，扶他起来。”
“是。”
邱管家扶起了向才贵，让他在客位坐下：
“有什么事，都和我们家老爷说吧，老爷会帮你做主的。”
“是。”向才贵擦去了眼泪，说道：“大老爷，河南灾情严重啊，春夏之际，河南大部分地区，夏收却颗粒无收，老百姓已经快活不下去去了啊！”
1942年，河南大饥荒！
孟绍原在向才贵一进来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河南大饥荒在1942年的春夏之际已经出现，但却根本没有得到遏制，结果愈演愈烈，终于演变成了人间悲剧。
萧伯纳说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不会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河南大饥荒就是最好的历史经验教训！
1940年政府迁都重庆，为保证战争时军粮供给跟上，各省实行“征实”制度，并且规定虚报灾况者给予重惩，对征粮有功者给予嘉勉。xxc0
正是因为这一制度，让地方官员对上报灾情这一事顾虑重重。
1942年春季，河南灾情已经出现。多县上报灾情求助。然而当时的省主席李培基，却不敢如实将灾情上报给委员长，眼睁睁的看着河南灾情日趋严重。
抗战爆发以后，，河南作为中日对决的主战场，倍受战争蹂躏，农业受损严重。
1942年侵华日军频繁轰炸河南豫中、豫西地区，当时驻河南的国军百万军团，所需的军粮、马草甚至兵源补给，全部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运输消耗。
谷</span>这无疑让饱受天灾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
1942年大饥荒爆发之前，河南已经连续被压榨了五年，期间征兵、征粮都是全国之首。
哪怕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经过大量地、不断地交粮纳税后，农民们几乎不剩任何粮食储备。
到了1942年河南麦收仅一两成，秋粮又绝收，面对如此困境，当时河南征收征购的粮食仍居各省第一！
1942年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情况下，汤恩伯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大量灾民，他没有开仓救助，反而“封仓贮粮”造成粮价飞涨，还在重灾区抓壮丁，大建官署，甚至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造成累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水旱蝗汤，河南四害”这句河南当时广为流传民谣中，“汤”指的就是汤恩伯。
在这些压榨下，一步步造成了河南特级饥荒悲惨的局面。
随着灾情的愈发严重，国内一些报纸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大公报》的一篇报道令委员长尤为愤怒。
主编王芸生在一则社评中，揭露了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谴责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笔锋犀利，证据确凿。
委员长看到后愤怒下令让《大公报》停刊三天。
但此时的委员长仍不相信河南灾情。
“大老爷，老百姓们撑不住了，已经开始有人逃荒了。”向才贵又开始哭泣：“可是，地方官员不允许我们逃荒，说人都走了，今年的征粮怎么办？
他们派人堵住了村子的出口，要求夏收秋粮纳税必须按时完成，可是地里哪有一粒粮食啊？
村子里的人实在没办法，四叔公忽然想起，邱老爷在重庆一个大官家里当管家，兴许他能有办法。看着我机灵，就掩护着我溜出了村子来重庆。”
孟绍原面沉如水：“饥荒到了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