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 和 功能！、西藏北部地域很多也在其中。
汉代以后对今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及中亚细亚等地区的总称西域书，泛指有关佛教的著作详细解释。
一、汉以来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后亦泛指我国西部地区。
《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1、南朝、宋谢惠连《雪赋》：“臣闻雪宫建於东国，雪山峙於西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四：“时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赐环， 文宗特诏起之田间。”
2、犹西方，西天，汉牟融 《论》：“夫佛之所以夷迹于中岳，曜奇于西域者，盖有至趣。”清恽敬 《文昌宫碑y录》：“后世佛氏日昌，所祀神皆托之西域及所谓四天下焉。”
3、指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地方。唐吴筠《步虚词》：“倏歘造西域 ，嬉游金母家。”
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到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西域内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指中国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在丝绸之路影响下，西域被特指汉、唐两代中国政府安排的行政机构所管辖的今中国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特征依然可见于现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及中国敦煌的壁画。该地对东西方国家的贸易文化交流起到中转站的重要作用，西域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以北准格尔盆地的边缘，利用从高地上溶化的水在绿洲上生活，此外塔里木河与罗布泊是西域地区的主要农业、生活水源，因而该区域的国家兴旺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部分考古学家的判断，楼兰即是由于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迁移而灭亡的主要原因。
同时西域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国家的兴衰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自十一世纪以来东亚全境气候逐渐变冷，当地气候也受到强大影响，经过该地的商贸往来更乐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来进行，令西域贸易逐渐减少，各国也因此衰落。
根据考证，公元前十七世纪西域地区已出现基本的国家形态，并于阿富汗一带的商人进行青金石贸易，此外，于阗国（今中国新疆和田县附近）出产的和田玉也在商朝帝王武丁的坟茔中所发掘，说明当地在前十三世纪就已经有人定居。
第322章 西域之行
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西域地区开始逐渐繁荣，西域各国利用地处东西方交往要道的地里优势逐渐发展，在西汉管辖下各国的经济文化的道德极大发展。
西域一带在可考历史中于前五世纪左右形成国家，并开始独立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已有三十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各国的势力，至汉代，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范围则已不只三十六国，《汉书·西域传》亦记载在前六年到五年中西域分裂为五十余国，东汉末年，西域各国相互之间不断兼并，至晋朝初年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个大国并起的局面，南北朝时期，西域局势再度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国家外西域诸国国土西迁，为中亚地区带来了繁荣的文化。
汉代“西域都护府”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的轮台县，野云沟乡和策大雅乡结合，西域都护府距库尔勒市一百一十三公里，距轮台县城五十八公里，海拔高度九百九十九米，现已辟为巴音郭楞的一个旅游点，吸收中外游客之多。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六十）在此设西域都护府，名为乌垒城（前名轮台国）是当时汉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当时西域都护由皇帝亲自任命，三年一替（也有延长和缩短的）从未间断，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十八人，其中立传可考的历史上著名的有郑吉、郑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健、李崇、但钦等十人，当时轮台国是个城郭之国，都护府直接对其统辖，相当于现在的首府，似乎比其他绿洲城国和游牧行国的权力稍大，轮台王曾多次受皇帝亲召幸朝，汉朝另设置戍已校尉、戍部候等行政、军事、机构，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以王、侯、将、相、大夫、都尉等官职，他们均受西域都护府的管辖。
西域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西域三十六国是婼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秆、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今乌恰县）、莎车、疏勒、尉头、姑墨（今阿克苏县）、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尉犁、危须、焉耆、姑师（车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当时于阗、焉耆、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中原s乱，匈奴乘机统治西域，各族人民不堪敛税重苛的虐待，向东汉武帝请求三次，十八国国王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真诚誓言，要求内属中原，刘秀在立足未稳之时，十分不情愿的将西域都护府迁往龟兹乾城（今新和县境内）。
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俄罗斯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至新莽末，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以班勇（班超之子）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西汉宣帝第二年（公元前六十八年）派侍郎郑吉屯田渠黎（今新疆尉黎一带），与匈奴争夺东师，使护卫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安全，至神爵二年（前六十年），匈奴逐日归降汉朝，郑吉派兵迎之，宣帝又命郑吉监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因总领两道，遂号都护，此后“都护”就成为西汉派驻西域的最高长官的正式官名，西域都护官秩二千石，相当内地郡守，其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西域都护的设置，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标志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同时，因其在当地实行屯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王莽时期撤除，东汉或设或撤，安帝永初元年（一零七年）撤除。
西汉时期，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以及更远的地方，统称为西域，这是广义的西域，狭义的西域，仅指今新疆天山南北，即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东，准噶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的地区，西汉初，这里有三十六个小国，后又分为五十余国。
西域诸国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绝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塔里木盆地南缘有且末、小宛、精绝、扞弥、于阗、皮山、莎车等国，被称为“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有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国，被称为“北道诸国”，在盆地西南、葱岭一带有蒲犁、无雷等国，在盆地的东端有楼兰，后称鄯善。这些国家语言不一，习俗各异，互不统属，人口少则几百，多则数万，一般为几千人到两三万人，龟兹人口最多，才八万人，它们多以城郭为中心，居民多从事农牧业，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单纯从事畜牧业，以畜产品等与邻国交换粮食等农产品，有些国家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发展，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楼兰人 就懂得制造铁兵器。
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种人，西汉文帝时，原来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迫，西迁至此，挤走了塞种人，其后原居住于河西一带的乌孙，为了摆脱匈奴的羁绊，也向西迁徙到此，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再往西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地区，称大月氏，少部分留下来，称小月氏，乌孙有六十三万人（包括留居此地的塞种人和月氏人），他们与匈奴同俗，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准噶尔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姑师控制，姑师后来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前国一带土地肥沃，农业相当发达。
从玉门关到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鄯善），折向西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另一条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至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可至中亚的大宛、康居、奄焉等国。
西汉文帝初，匈奴的势力扩展到西域地区，在这里设置了“僮仆都尉” 一职，对西域诸国进行监视，向它们征收繁重的赋税，并把西域作为进攻西汉王朝西北部的战略基地，对西汉构成极大的威胁。
汉武帝对匈奴进行战争时，为了截断匈奴右臂，曾于建元三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八年），派汉中人张骞赴西域联络大月氏，欲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的矛盾，与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张骞虽因大月氏不愿东返而未能完成此行的任务，但他在西行途中，传播了西汉的国威，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联系。
漠北战役之后，匈奴单于退往漠北，河西走廊也为西汉所控制，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是匈奴在西域仍保存着相当的势力，严重威胁着汉与西域的交通。
第323章 与美同行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欲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与西汉共同对付匈奴，仍未达到目的，但张骞派出的各位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这些国家与乌孙都派出使者入汉答谢，使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从此，西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西汉王朝每年派到西域去的使臣，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数百人到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臣既担负着政治使命，同时也携带着许多西汉物产，与西域诸国进行经济交流，西汉以丝织品为代表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往西域，西域诸国也经常遣使入汉，匈奴统治者极不情愿看到西汉政府和西域各国之间联系的加强，他们或派出jūn_duì ，或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一些西域国家，劫掠汉使，遮断道路，竭力破坏汉与西域的联系，为了确保西域通道，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西域都护府的历史意义：
一、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自此天山南北各地进入中央王朝有序的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一九五三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西域都护府组织和统领西域各地对匈奴侵袭的抗击，还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减轻当地各民族的经济负担，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西域都护府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域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加快。
三、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如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南边有安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唐代西域概况，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唐代初年，唐朝jūn_duì 在消灭回纥、突厥势力时，向触角伸向西域，除高昌不服统治被消灭以外，西域各国均臣服唐朝政府，不久西域统治交由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进行处理，在西域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将西域划归陇右道，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设立碛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自此新疆地区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唐朝无力控制西域，西域再次出现半独立政权，直到元朝、明朝以及一七五九年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再次控制了相当于西域的地区，并且于清朝后改名为新疆，从此新疆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
元、明时期西域的情况，一二零六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被尊奉为“成吉思汗”（“拥有四海的君主”），不久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次子察哈台，建立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汗国，四大汗国中，元帝国即元朝居于宗主国地位，元朝皇帝被尊为“大汗”，与此同时，唐朝后期（九世纪中期）起从蒙古高原西迁到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的一支高昌回鹘，除了已经与当地原住民（属于白色人种）以及部分吐番人、契丹人融合，并于十世纪起改信伊斯兰教并译为“畏兀儿”之外，如今又吸收了蒙、汉、藏等民族成份，逐渐发展为近代维吾尔族，十四世纪初期，察哈台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今天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建立后，西域即今新疆仍然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一五一四到一六七八年），直到清朝初年才被由瓦剌演变而来的漠西蒙古所灭，所以，明朝时期，西域地区并没有直接归明朝中央政权管辖，但却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一支统治之下。
元、明时期对西藏的管辖，众所周知，元朝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是西藏正式纳入我国版图的开始，元朝还在西藏直接建立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并驻有jūn_duì ，进行人口调查，派遣繇役，征收赋税，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所以西藏不但从元朝起就是我国的正式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而且明朝时对西藏的管辖还进一步加强了。
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制兀良哈三卫，永乐七年（一四零九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从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可见明朝对于东北地区也一直进行着管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