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了，他给我写下了他的住址，还告诉我几点钟到。
第二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买了块生日蛋糕去赴约。来到门口，我按了门铃。他为我开了门，只见他穿着一身最不正式的衣服——铁路制服。屋里空荡荡，静悄悄，没有一点儿聚会的迹象，也不见有朋友。
“人呢？”
“他们晚一会再来。咱们先呆一会儿吧。”
我把蛋糕交给他，就进了屋。有两个房间，显然不是他一人祝屋里又脏又乱，奇形怪状的衣服和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鞋全是女人的。
“谁在这儿扔下这么多女人的物件？”
“我老婆。她今天度假去了。”
“噢，我明白了。你老婆出去度假，你就邀我来与你过夜以庆祝你的生日？你干吗要跟我胡说八道呢？我何时想跟你来，我会决定时间和地点的。”
一听这话他上来就胡乱摸我，我啪地一声打开他的手说：“拿开你的狗抓子。我讨厌虚情假意的男人，把大衣给我。等你懂得怎样待我时再过你的生日吧。”
甚至这时我还不打算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他实际上长得与我是一个类型。天使般的脸蛋儿，可爱的嘴唇，洋娃娃一样的眼睛。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雄性不外露，吸引人，表面上看不粗野，性感也不十分明显。他就是这样的人，看上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我就受不了为了跟我睡觉而撒谎。
我抬脚往门口走去，但他抢在我前面锁上了门，然后回头朝我走来。我推开了他：“你疯了？想硬来吗，嗯？看我敲碎你的脑袋。”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敲碎我的脑袋。”他回答说，这时他已是满目凶光，眼睛象发怒的猫眼。突然他劈手给了我一掌。
他看上去很虚弱，可他的手却硬得象铁。这一掌一下子把我打到了墙角，疼得我直不起腰来，连叫都叫不出声来。然后他把我摔倒在地板上，用皮鞋踢我的胸部和两腿之间。这时我开始拼命喊叫。我知道会有人听到我的喊声的，因为隔着墙就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但音乐声又放大了，显然是为了盖住我的叫声。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人来救我。于是我想办法脱下了一只鞋，并狠狠地向窗户扔去。玻璃碎了，鞋飞了出去。这时我听到了老人们在桌子上玩骨牌的声音，我来时他们看见了我，我进楼道后他们还上下打量过我。现在我只有指望这些人了。“救命埃杀人了。qg了。”我拼命地喊叫着。
外面没声音了。我想他们是叫民兵去了，要不就是直接跑来救我。但没人来救我，这个长得象天使的施虐狂也不再打我，而开始qg我。他使劲掐我的茹房，直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扯下我几绺头发。要达到高c时，他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掐的劲很大，直到最后s精为止。
完事以后他让我起来穿衣服，递给我他老婆的一双旧鞋免得我打赤脚，然后把我推出了门。
第二天，我的头都无法从枕头上抬起来：脸、头、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打电话请了一周的假。我撒谎说，有个外地的亲戚病危，我得坐飞机去看她。而实际上是我自己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由于伤痛和羞辱而悲惨地呻吟着。
我在床上一直呆到感觉好些时才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告那畜生。他们给我引见了一个侦查员，名叫阿诺克金。他告诉我，只有提供证人才能立案。我给他讲了我隔墙听到的和进楼道时看到的“证人”。他笑笑说：“典型情况。这正是许多qg案不了了之的原因：证人拒绝协助调查。”他给我出主意，让我自己到那座楼上找人谈，或许能找到不那么胆小的人。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
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qg的地步。怎么没人qg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s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
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dx，只有一张床——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都快冻僵了。我很讨厌司机的朋友那副样子：肮脏，胡子拉碴，棉外衣又旧又破。
司机从车上拿来两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对朋友说：“这位夫人从莫斯科给我们带来点儿吃的。来，宝贝儿，快把你的好吃的东西拿出来。”
我拿出一根香肠，一些奶酪和三只橘子。“给。对不起，我就这些。”
“噢，多谢了。我只希望你在别的方面更慷慨些。”
他们喝酒，而我只要了杯茶。我们各喝各的。他们谈着他们的事，我想着我的事。但一种不祥的感觉悄然而至。
他们喝完了一瓶，卡车司机说：“我们睡吧，完事以后再喝另一瓶。那夫人大概就健谈了，可能还会咯咯叫着要吃东西。”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门前一脚把门踢开：“今天我们玩玩上流社会的花样。夫人，请脱衣服躺下。”
我走进去，只见有一张床，便问：“那你们去哪儿睡？莫非这儿还有别的屋子？”
“干吗那么奢侈？我和斯特巴轮着来，我们平常都这样。”
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还带着满脸的微笑。我这才恍然大悟。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从不穿着衣服往女人身上爬。”
他突然上来抓住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开始喊叫，求他让我走，别碰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说：“解开腰带，别让我费事，不然我就掐死你，扔到林子里喂狼。”
他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寒而栗：我从未遇到这样的刻骨仇恨。我吓得尖叫起来，但他立即用枕头捂住了我的嘴。
“解开腰带，要不我就憋死你。”我只好脱下裤子。他很快就办完了事，好像对此很反感。我感到困惑，同时又感到羞辱、害怕。他立即起身穿上衣服，打开了门。
“斯特潘，我完了，该你了。”
我跳起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尖叫着：“流氓。qg犯。”
司机哈哈大笑：“没错儿，夫人。我和斯特潘早就从你丈夫那类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了。”
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
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恕g孟鲁岛笥辛礁鋈俗咴谖y竺妗：芎茫业ゴ康叵耄庋揖筒缓e铝恕w詈蟪瞪舷吕吹牡娜硕家阉南律4ィ皇o挛颐侨鋈恕k巧踔廖饰乙灰欠鲎盼易撸悦馕冶话淼埂?br /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