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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部分(2 / 2)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


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c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


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5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mǔ_zǐ 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请假释。mǔ_zǐ 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c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


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y,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r,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乃头、婴儿浴y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y,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乃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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