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尽管你和我都不愿意有那件事，虽然咱们也从来没有谈过那件事，但是它的确发生了。这是无法抹掉的。”卢克莱西俄太太说道，一面探询着他的目光。“虽然你看着我的那种眼光好像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你跟我一样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可以肯定，你像我一样感到遗憾，或者比我更感到遗憾。”
她无法再说下去了，因为阿尔辛索已经又一次一面注视着双手一面挥舞起来：模仿埃贡·希勒画中人物的装腔作势；双臂体在，与肩平行，大拇指藏起，仿佛被切除了一样；或者双臂举过头顶，好像刚刚投出一根长矛似的。卢克莱西娅太太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不是魔鬼，你是小丑。”她叫道。“你更应该去演戏。”
那孩子也笑起来，他放松下来，继续出怪相，仍然用双手表演。就在他做滑稽动作的同时，突然之间用这样的议论让卢克莱西娅太太吃了、惊：“你写这封信用的是非常雕琢的风格，对不对？你跟我爸爸一样也相信过分雕琢与爱情是分不开的吗？”
“我写这封信是模仿着你爸爸的风格：夸张，极力庄严，刻意雕琢，一副做戏的样子。
他就喜欢这样。你觉得非常雕琢吗？“
“他会高兴的。”阿尔丰索肯定地连连点头。“他会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的。
母亲，你不想署名吗？“
说实话。他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能这么用匿名的方式寄给他吗？”
“当然可以，母亲。”那孩子用强调的口气说道。“你应该遵守他的游戏规则嘛！”
他说得大概有道理。既然他不署名，她为什么要署名呢？
“孩子，你很清楚礼尚往来的道理。”她低声说。“对，这是个好主意。我不署名就寄给他。总而言之，他会很明白信是谁写的。”
阿尔丰素装出鼓掌的样子来。他已经站了起来，准备离开。今天没有酥脆饼干，因为胡斯迪尼婀娜出门了。他像往常一样收起画册，放到书包里，系好灰色衬衫的纽扣，整理好校服的小领带。卢克莱西哑在一旁注视着他，看着他每个下午来来去去地重复这些同样的动作，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这一次可与往日不同，他没有说“母亲，再见广，而是一下子坐到大沙发上，距离她很近。
“走之前，我想问你一点事情。可是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每当他打算唤醒她的善心或者让她发慈悲，他就用那种细细、甜甜、柔柔的声音说话。
尽管卢克莱西娅太太一直都在怀疑他这纯粹是演戏，可是到头来又总是动了善心或者发了慈悲。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别给我讲故事，也别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来！”她说，为着减轻话里的生硬程度，她摸摸他的头，拉拉他的耳朵。“有什么就问吧！”
那孩子一转身就用双手搂住了她的脖子，把小脸埋进她的肩窝里。
“如果我看着你的眼睛，我就不敢说话了。”他轻声细语地说道，那声音降低到几乎听不到的程度。“你信中说到的那个充满唇纹的小嘴巴，是不是这个？母亲。”
卢克莱西娅太太感到贴在她脸上的面颊在挪动，两片细嫩的嘴唇慢慢移下来贴到了她的嘴唇上。起初，那嘴唇是冰凉的，不久就兴奋起来了。她感到那嘴唇在增加力量，在亲吻她的嘴唇。她闭上了眼睛，张开了嘴巴：一条湿润的小蛇造访了她的口腔，舔舔她的牙床，触触她的上颚，与她的舌头搅在一起。片刻间，她失去了时间的感觉，眼睛发黑，变成一种强烈的刺激，感到惊愕，快乐，既不做什么，也不想什么。可是，当她打算举起胳膊抱紧阿尔丰索的时候，这孩子突然情绪就变了——个性如此——，松开双臂就离开了她。随后，他一面走远一面挥手告别。面部表情非常自然。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匿名信誊清，放到一个信封里。”他站在门口对她说道。“明天你交给我，趁我爸爸看不到的时候，我把信投进家中的信箱里。再见，母亲。”
不是香蒲编织的小马
也不是古堡上的独角仙
我理解国旗迎风飘扬的情景会让您加快心跳；国歌的曲调和词句会让您的血管躁动，汗毛收缩、竖立即所谓激动。“祖国”这个词（您总是把它大写）并不能与青年聂鲁达不恭敬的诗句联系起来：
祖国，
伤心的词，
如同温度计或者电梯。
也不能与约翰逊博士致命的警句（patriotismthe lastrefugea scoundreh 英语：爱国主义是流氓恶g的最后庇护所。——译注）联系，而是与骑兵的英勇杀敌、刺入敌人胸膛的军刀、冲锋的号角、枪声、炮声，而绝对不是开香核酒的瓶塞声联系起来。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您是属于这样一群男女中的一个：你们尊敬地仰望着装点着大众广场上的名人雕像，为群鸽在雕像上大小便深感遗憾；您可以黎明起床，为着在玛尔代练兵场上占据一个好位置可以等上几个小时，因为不能失去观看重大节日中阅兵式的机会，那场面会得到您的一番赞赏，其中会闪烁出威武雄壮、热情爱国、男子气概等等字眼的火花来。先生或者女士：在您身上潜伏着一头狂怒的猛兽，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您是一种有生命的障碍，从文身、穿孔、吃人、阳萎戴套的时代开始，你们就是文明滞后的因素，在那个远古、蒙昧、魔幻的时代，你们用跺脚的办法求雨，用吃敌人心脏的办法盗取力量。实际上，在你们歌颂那由随心所欲划定的疆土时的演说和高举的旗帜后面，在你们认为是历史和社会精神体现的一种高级形式的演说和旗帜下，有的只是古老和原始恐惧的“现代化”、狡猾的“现代化”而已，是对脱离部落的恐惧，是对离开群体、变成个体的恐惧，是对祖先的怀念；对于这位祖先来说，世界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他熟悉范围内进行的：林中空地、黑乎乎的山d、陡峭的高原、那个小小的语言区——人们共同分享语言、巫术、困惑。
习俗，尤其是部落的无知和恐惧，这一切给他勇气，让他感到可以抵抗雷鸣、闪电、野兽和其它部落的攻击。虽然从那远古的时代算起已经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了，尽管您今天身着西服革履，或者您女士，身穿短裙，在迈阿密兜风，您以为比那位裹着树皮。口鼻挂着金属器物的祖先要高级得多，可是，先生，您仍然是那位祖先；女士，您仍然是那位组先。多少个世纪以来，把您和祖先联系起来的那根脐带的名字就是对陌生领域的恐惧，就是对异物的仇视，就是对冒险的拒绝，就是害怕自由和每天都要承担发现新事物的责任，就是服从常规和群体的天命，就是拒绝脱离集体而不去迎接挑战：个人自主、自立。在远古时期，那个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吃人的群体，面对发生的事情和周围的环境是处于精神和物质的无知状态中的，因此有某种可以拒绝独立、创造和自由的道理；而在今天，人们都明白一切应该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更多的技能，就没有真正的理由去当奴隶和非理性的人不可了。这个看法您会觉得太严厉、太偏激，因为您认为这只是个对乡土和往事的热爱和怀念的美好和理想化的情感而已（按照法国类人觉学家莫里斯·巴雷斯的说法就是：“”土地和死者。“），是个环境和文化的参考范畴，没有这个范畴人类就会觉得空虚。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仅仅是爱国主义硬币的一面；那另外一面，与歌颂相反的一面，是对他人的低毁，是旨在侮辱和击败他人的欲望，就因为他人与你们肤色不同，就因为他人有自己的语言、上帝、甚至服装和食物。
爱国主义实际上像是民族主义的一种仁慈形式——因为“祖国”好像比“民族”还要古老、先天和令人尊敬，这是由渴望得到政权的政治家和寻找主子、即保护伞、即提供俸禄的乃头的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政治——行政管理上的可笑诡计，这是一个危险但是有效的借口，可以为多少次毁灭地球的战争辩护，可以为强者统治弱者的专横手段张目，这是一道平等主义的烟幕，它的毒雾无视人类的存在，把人类——“克隆”，把共同命名中最没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出生地，做为本质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强加给人类。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背后，总是燃烧着居心不良的同一性的集体主义的虚构，这是个本体论的铁丝网，它通过不可赎回和不会混淆的手足情谊，企图把所谓“秘鲁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中国人”等等凝聚在一起。您和我都知道，这些范畴的确定是另外一些卑鄙下流的谎言，它们在多种差异性和不可融和性上覆盖让人遗忘的技巾；它们企图废除几千年的历史，让文明倒退，回到个性创造前的野蛮时代，更确切地说，回到人类具有个性、理性和自由之前的时代去，而这三者是不可分隔的，您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如果我身边有人说“中国人”、“黑人”、“秘鲁人”、“法国人”、“女人”或者什么类似的说法，只要他打算用某人属于某个集体而不是某个可摆脱的环境来下定义，我就想掏出手枪，给他“砰、砰”两枪。（这当然是一种诗化的修辞手段。我从来没有拿过武器，将来也不想；除去s精，我没有s过任何东西。对，我要怀着爱国主义的豪情维护这个s精的权利。）当然，我的个人主义并没有让我去赞扬性独白，说它是性快感的最美形式；在这方面，我赞成二人对话，或者最多三个人；当然，我声明坚决反对放荡的“杂交”，这在床上的通好，就等于是社会和政治上的集体主义。除非性独白是有人陪伴的——那就会变成非常巴罗克式的对话——，比如，毕加索（1902—1903年）在那幅小水彩画和炭笔画里说明的那样，您可以在巴塞罗那本加索博物馆通过这幅画陶醉一番，那画面上有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德·索托先生和他尊贵的夫人，前者衣冠楚楚，在吸烟斗，后者l体，但是穿着鞋袜，手里端着一杯香按酒，坐在丈夫的膝盖上，二人互相手y；这幅画，顺便说一句，丝毫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会败坏毕加索的名誉）；我认为超出（格尔尼卡）和《阿维尼翁的贵族小姐们）。
（如果您觉得这封信开始表现出无条理性，那么请您想想瓦莱里的《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卿说的：“演说中的无条理性取决于听众。我觉得精神如果有内在的条理性那是不可理解的。”）
您想知道这封信中反爱国主义的肝炎病毒是从何而来的吗？从共和国总统的一份演说中来，今天上午的报纸做了摘要，据说，总统在手工艺展览会的开幕式上声称：我们每个秘鲁人都有赞美那些无名的手工艺匠人劳作的爱国主义责任，因为他们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制造了查文文化中的陶器，编织和绘画了巴拉卡斯文化中的织物，缝纫出纳斯卡文化中的羽毛被饰，库斯科人制造了台灯；在当代匠人中，应该赞美阿亚库乔的艺术装饰祭坛，普卡拉的独角仙，曼努埃里多的泥塑娃娃，圣佩德罗·德·卡哈斯的地毯，的的喀喀湖的香蒲编织的小马，卡哈玛尔咖的小镜子，因为——我来直接引用国家元首的话——“手工艺是人民大众艺术的代称，是一个民族艺术创新和妇熟的展览，是祖国伟大的象征和表现之一，每件作品都没有写上制作工匠的名字，因为全体匠人一起署上了集体和民族的名称。”
如果您是眼力很好的男士或者女士，——也就是说，讲究准确性——那会对我们的元首这番爱国加手工艺的局话付之一笑。至于我本人，除去像您一样也觉得这番话既空d无物又过分雕琢之外，还让我看清了一个道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我厌恶世界上的手工艺品，特别是“我国”的手工艺品（用“我国”这个提法，可便于咱们之间的理解）。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秘鲁古陶、威尼斯的假面具、俄国的银器、荷兰梳小辫、穿木底鞋的玩具娃娃、木制斗牛士、安达卢西亚的吉卜赛舞蹈女郎、印度尼西亚四肢可以活动的玩具娃娃、日本的玩具武士、阿亚库乔的祭坛、玻利维亚的魔鬼，或者任何用漂白土、木头、瓷土、石头、布料、连续、普遍、匿名制造的面包渣做成的人物和物品，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家门，而且永远也不会进来，哪怕它假做谦虚。自称人民大众的艺术、具有艺术品的特征，尽管这是私人范围的绝对天下，是非常坚定的个性表现，并且因此要反驳和否定抽象和一般，反驳和否定一切直接和间接希望用所谓“社会”阶级的名义加以解释的道理。爱国主义的先生们，不具个性的艺术是不存在的（请您别说什么哥特式的大教堂！），手工艺是有一天可能发展为艺术的一种原始、不定型、胚胎状的表现形式——当脱离了群体、具有个性的人开始把个人的烙印加在这些可能激发出个人不可转让的隐私的物品上时——。手工艺在一个“民族”里无论多么震撼、繁荣和具有统治地位，都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自豪，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们。因为手工艺的繁荣——普遍化的表现——是落后和倒退的标志，是在那个破坏性的国境内的旋风里、景色优美的风俗中、充满地方色彩、省份差异、广为传播的精神、即文明中，不肯前进的下意识。爱国的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仇恨”破坏性“这个字眼，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的内容。这是你们的权利。热爱这个字眼，顶风破浪也要捍卫这个字眼，是我的权利，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战斗很艰巨，我有可能处于战败的一方——迹象很多。无所谓！这是我们反对强制性英雄主义的人们唯一可以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签上自己的姓名去迎接死亡，去拥有个性之死！
我干脆告诉您，哪怕您吓得发科也好：我唯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躁核的双人床（路易斯·德·莱昂教士说：“你的光芒／高傲的夫人精你战胜我那漆黑和忧伤的夜晚。”）；唯一可以把我拖进最鲁莽的战斗的旗帜或者国旗，就是卢克莱西娅美丽的身躯；唯一可以让我感到震撼甚至让我噪泣的国歌或者进行曲，就是卢克莱西娅的r体发出的响动、她的声音、笑声、哭声、喘息声，当然还有（请您捂住耳朵和鼻子！）她的臭嗝、臭p和喷嚏。
按照我的方式，我能不能被人们看做真正的爱国者？
该死的奥内蒂则神圣的奥内蒂！
堂利戈贝托哭着醒来（近来他经常如此）。他已经从梦中醒过来了；清醒的意识已经辨认出黑暗中寝室的物品；耳边传来的是单调的海涛声；鼻子和汗毛孔吸到的是腐蚀性的湿气。
但是，那可怕的形象依然还在，依然飘浮在想象中，它是从某个遥远的藏身之地出来的，如同几分钟前一样，在噩梦的潜意识里继续让他感到痛苦。“傻瓜，别哭了！”可是泪水依然流下面颊；他不停地吸泣着，感到心惊r跳。会不会是心灵感应呢？是不是收到什么信息了？
的确，昨天下午，苹果心里那个小虫，会不会是它发现了那个预示着灾难的茹房上的疙瘩呢？
假如卢克莱西娅立刻想到了他、信任他、来找他一起分担痛苦和不安呢？那已经是一次临终前的召唤了。动手术的日子已经决定了。“那个大夫用判决的口气说：只要立刻切除这个茹房，也许两个都切除掉，咱们还算及时。我非常、非常勉强地可以把手伸到火里去：因为还没有发生转移。只要几小时内动手术，她就有救了。”那个可恶的家伙大概已经磨刀霍霍了，他眼睛里一定闪烁着虐待狂才有的喜悦光芒。于是，就在这个时候，卢克莱西娅想到了他，急切地要同他谈谈，要他倾听她的诉说，要他陪伴着她。堂利戈贝托心里颤抖着想：“我的上帝，我要像个蚯蚓似地爬到她的脚下，祈求她原谅。”
卢克莱西娅的形象：躺在手术床上，忍受着那可怕的切除，这给利戈贝托带来新的痛苦打击。他闭着眼睛，屏住呼吸，回想起她那丰满、结实的茹房，回想起那深色的茹晕和有小颗粒的皮肤，回想起那两个茹头：经他嘴唇的吸润，做a的时刻，它们以优美和挑战的姿态挺立起来。他经历过多少时刻去欣赏、抚摸、亲吻、舔动、谐戏那对茹房啊！他爱抚着它们，想象着自己变成了小人国里的公民，沿着那玫瑰色的小山攀登，去寻找峰顶上的那座塔楼；或者想象自己变成了一个婴儿，吸吮着那白色的生命r汁，虽然刚刚离开母体，却从茹房上接受了快感训练的第一课！他回想起如何经常在礼拜天坐到洗澡间的木凳上欣赏浴盆里裹着泡沫的卢克莱西娅。她头上如同男子包头一样裹着一条毛巾，非常认真地梳洗着，不时地送给他一个亲切的微笑，一面用吸足了泡沫的大块黄色海绵擦拭着身体：肩膀、后背、漂亮的双腿，后面这个脂肪多的地方不得不多用几秒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茹房吸引住了利戈贝托的全部注意力，成为他崇拜的热点。那雪白的茹房和深色的茹头露出了水面，在滚滚的泡沫中闪闪发亮；卢克莱西娅为了让他高兴和给他奖励（他比较平静地想道：这是主人对卧在她脚下听话的小狗漫不经心地抚摸。），时时地捧起茹房，借口打肥皂和再冲洗一遍，用海绵揉来揉去。它们真的很漂亮，完美无缺！滚圆、坚实、温暖，足以让y荡的神仙感到满意。‘“好啦，请把毛巾递给我！当当我的仆人吧！”她说，一面起身用喷头冲洗。“要是你乖乖的，也许我让你给擦背。”她的茹房就在眼前，在房间的暗处闪亮，仿佛照亮了他的孤独。
这凶恶的r腺癌难道真的能够欺负这使得女性高贵的宝贝吗？它们可证明了行吟诗人对妇女赞美的道理！证明了应该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堂利戈贝托感到愤怒替代了不久前的绝望，这是针对r腺癌的强烈反抗情绪。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该死的奥内蒂！”他哈哈大笑。“这部该死的小说！这个该死的圣达马利亚！这个该死的赫尔特鲁迪斯！”（他笔下的人物就叫这个名字，对吗？赫尔特鲁迪斯？对，对！）噩梦就是这么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心灵感应。他笑个不停，有解放的感觉，极度兴奋，快活极了。刹那间，他决定信奉上帝（在笔记的某个地方，他抄录过克维多在（骗子外传）中说的话：“他就是那种出于礼貌才信奉上帝的人。”），为的是感谢上帝保护了卢克莱西娅可爱的茹房没有受到伤害，避开了癌细胞的袭击；感谢上帝，那场噩梦仅仅是对奥内蒂那部长篇小说的模糊回忆造成的，那作品可怕的开头在他同卢克莱西牧结婚的头几个月里把他吓得要死，让他终日担心有一天娇妻美丽、温柔的茹房可能成为外科手术的牺牲品（这句话总是带着这样悦耳的声音出现的：“切除茹房。”）o这与该死的奥内蒂的那部令人不安的长篇小说开头叙述者布劳森描写或者编造的那句话一模一样。他祷告说：“”感谢上帝，这噩梦不是真的；感谢上帝：保住了卢克莱西娅茹房的完整性！“他既不穿拖鞋，也不穿外衣，摸着黑，磕磕绊绊地到书房里翻阅那些笔记本去了。他可以肯定那次搅得他心神不安的阅读一定留下了证据，不然的话，为什么那天夜里它会从潜意识中冒出来破坏他的美梦呢？
该死的奥内蒂！乌拉圭人？阿根廷人？总而言之，是拉布拉他河边的人。这个家伙让他度过了多么糟糕的时刻啊！记忆的指向性真是太奇怪了：随心所欲地拐来拐去，巴罗克式的弯弯曲曲，难以理解地出现空隙。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晚上那部小说又一次出现在他的意识里？
这是十年前的事啊！十年来，他一天、一次也没有想过那部作品啊！借助书房那盏小灯金黄的光线，他在案头上急忙翻阅那堆笔记本，他估计是在阅读（短暂的生命）时写下的。与此同时，他继续看到卢克莱西俄雪白的茹房越来越清晰而热情地挺立在夜晚的床上，早晨的浴盆里，闪现在睡衣的皱语处或者绸缎外衣的袒胸处。（短暂的生命）讲述的故事越来越清醒地随著作品开头的形象给他产生的可怕印象一道回到记忆中来了，仿佛那次阅读仍然是新鲜的，刚刚发生的一样。为什么是（短暂的生命为什么是这个夜晚？）
终于，他找到了。在那一页上方，划线标出：《短暂的生命》。接着写道：“精美的建筑，赏心悦目而又巧妙之极的结构：行文和技巧远在可怜的人物和乏味的故事之上。”不是一句太热情的评价。想起这个故事时，为什么会激动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潜意识早已经把小说中赫尔特鲁迪斯被手术刀切下的茹房与他想念的卢克莱西娅的茹房联系起来的结果吗？开头的场面非常清晰，就是那个情景反复震撼着他。那个故事的叙述者胡安·马利亚·布劳森，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广告社的普通职员，一想到这天上午还是前一天下午妻子赫尔特鲁迪斯被切除了一个茹房，就在那肮脏的单元房里痛苦地折磨自己；与此同时，他听到一墙之隔的那一边新来的邻居、妓女或者前妓女盖卡在胡说八道，这时他模模糊糊地虚构出一个他的朋友和老板胡里奥·斯坦因要的电影故事。那段震撼人心的话就抄录在那里：“……我想起了那个不愉快的任务：观看赫尔特鲁迪斯胸脯上即将出现的新伤疤，圆形、过分修饰的伤疤，上面有一种红色或者玫瑰色的筋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成模糊不清的苍白色，如同赫尔特鲁迪斯在腹部上另外那个伤疤，细细的、没有突起、轻巧得如同签字一样，我早已经用舌尖辨认过多次了。”下面的话让人感到更加痛苦：布劳森一把抓住要害，预测出唯一可以说服妻子的方式：切除了那个茹头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唯一令人信服的证据，唯一可以给他提供幸福和信任的源泉将是毫不掩饰地挺起那做过手术的胸膛，扬起和低下一张因情欲而焕发青春的面孔，亲吻它并让我发狂。”
堂利戈贝托心里想：“写出这种话的人，真是个上帝，这些话在十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