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谈话开始了。本来双方都筹划了这么长时间，慕绥新一方应该早就做好了防守的准备，任你怎么攻，我都有应对之策，稳如泰山，巍然不动。专案组这一方肯定也想好了进攻的招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待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r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看看，很马虎，根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把什么事情办坏了。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到现在的非常懊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低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c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内k，没有必要露出来给别人看看。现在专案组却让他露出来，他捂着盖着不露，他就非常虚假了。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以为不会要求他暴露到那种程度，露出衬衫来就可以了。哪知道完全不合格。
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照党的要求，把自己保护好，做一个让老百姓真正满意、真正放心的好市长！”
听了这些话每个人都是很感动的，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犯罪而拒绝听这些话。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是装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的。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感情，让你装，你也装不出来，让你说，你也说不到位。而慕绥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说他假装，目击者马上会指责你不人道。
过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现在他要保护自己了。这很不是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央纪委。过去他面对自己，面对送钱人的时候，他也曾想到保护自己，但下不了决心，感到有很大难度。他失去了良好的机会。现在要保护自己了。晚了。
而且方法也错了。现在要保护自己，只能是按照党的政策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他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这种性格的人，走“从宽”的道路是最容易的，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不能很客观地判断自己、对待自己了。他糊涂了。他在经受痛苦的炼狱。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他就能很清醒地向我们反思了。这个阶段不会很长的，他坚持不了多久。他绝不会像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样，17个月没有承认，没有开口，但是一开口却也了不得：180万美元！
他感到很痛苦。这又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他当“两面”人，又干事又搂钱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人情往来，心理却比较平衡，现在让他把这些事情谈出来，他不谈，装作没有此事，他反而受不了啦，也就是说，实践的时候很容易，让他承认这个实践，或者不承认这个实践，他反而为难了。
比如那个周伟，现实中的周伟已经让他很为难，这时候再要把他隐瞒住，或者干脆把他交待出来，那就更难了。他实在是不好给自己当时的行为定性，也不好给周伟定性。
他慕绥新本人确实没有收到过周伟送的20万元，全是前妻和前妻的妹妹搞的，而且当时要求干部交流，周伟的父亲又是老干部，住在沈阳，需要照顾，所以把他调到沈阳来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贾桂娥又确实告诉他收过周伟的钱了，没有说收多少，只说是收了钱了，不调不行，不调交不了账。开始他没理她的荐儿，拖着没有办，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位与自己连面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周伟调过来不可。但是贾桂娥认定的事，你不给办又是绝对搪不了的。他就只好不情愿地给办了，一办就成功了。这么一来，这就是个问题了，不说不行了，但说了算成卖官，又确实有点冤。所以就出现了，说也为难，不说也为难的情况。
这件事只要说出去，就是一个20万元和一个官位的问题，非常的典型，非常的可怕，买官者和卖官者非常的可耻！
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对了，不是这样。当我听了慕绥新的录音自白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了。
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了解，也不认识周伟。他没有直接找过我，是我原来的妻子的妹妹，他们亲属一帮人找到我，是一定要办，不办好像是天要塌，地要陷。这事我拖了半年多没办，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不想办。但是我毕竟办了，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办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需要，从我做市长来说，我不需要，结果听了夫人，听了几个亲戚，他们无休止的一些工作吧，就抵挡不住，就把这事情给办了。我和组织部长打个招呼，他们就去调查，回来跟我说这个人不错，没有说不行。”
是的，点了戏就得有人去唱，而且还得唱好。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周伟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周伟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部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种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点补品，给他留了1万美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感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种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
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
他在人情交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头脑异常清醒。慕绥新案的辩护人在法庭上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艺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刘宝印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