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侦破的所有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林福久案却很神奇地成为孤立的惟一。难道这正常么？这可能么？总之，应当有人为林福久案“买单”，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绳之以法。我想总不该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独角戏吧！
副部长走向被告席
海剑
李纪周案发时近58岁，是副总监级警衔的高级警官，同一级别的警官全国仅10人左右，相当于jūn_duì 的中将级军衔。他被定罪，成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定罪的最高级别执法人员及纪律部队官员。李纪周案件，被誉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纪委和监察部在通报李纪周案件时，还透露了李纪周为赖昌星干的其他事，诸如：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指示福建公安部门要为远华走私的汽车上牌照等等。据称，李纪周在回答有关方面询问赖昌星所给的钱是否属于贿赂的时候，显得很无奈，几次说的都一样：“按照中国法律，算吧。”
李纪周当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时候，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是当时中国警察中局长的最高标准。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一千元左右。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又涨了三四百元人民币。
就这样的收入标准，李纪周却拥有至少数百万的财富。他的妻子的工资比他还低，李纪周的财富从何而来？
方工为首的专案组揭开了这个谜底：李纪周把他的“乌纱帽”——他的警衔当做挣钱的工具，把执法权力作为“寻租”的筹码。
李纪周案的公正审理，揭开了中国打击司法腐败史上的重要一页。方工和他的战友们以出色的公诉向世人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2000年8月初的北京，热浪还在肆虐，酷暑还在抖着余威。
8月9日，举国关注的成克杰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即判处成克杰死刑），看到裁定书，作为成克杰案第一公诉人的方工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当然，他松口气的感觉和表现纯粹是朴素的“相对论”。他不抽烟，不可能“一壶酽茶一包烟、吞云吐雾赛神仙、优哉游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会一张报纸一杯水安安稳稳坐够半小时。不是因为他缺乏坐功，事儿太多，仅仅日常的听取案件汇报、阅批案件就够他忙活的，何况众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动、细致，为人随和、热情。
8月10日，方工并没有休息。像往常一样，桌上排着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显凌乱。他翻看着、记录着、批写着。虽然他常教育属下案件不分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前些时办成克杰案时那么大压力，那么沉重的受挤压的感觉。释去重负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丝丝凉意。
电话响了：“方工，我是老叶。下午一同到高检开会。1点钟走。”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上诗说话历来简明扼要。
这个很平常的电话却让方工隐隐有了一种大案又到的预感：分院副职一般不会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自己一直主管办案、直接办案，去高检开会当然与办案有关；以往所办的大案，都是在高检检委会上接受的任务。今天去开会，没准儿又有案子交办，有案子还小得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室。
下午1时，叶上诗、方工和市院副检察长刘漳南准时到来时，高检院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赵虹、张穹、政治部主任邱学强、公诉厅厅长姜伟、副厅长白贵泉已经就座，没有其他人。方工的预感愈发强烈。
赵登举：“通报一下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以来的进展情况……”
果然！
梁国庆：“北京市检一分院办理过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舆论都反映很好，中央和高检院也很满意。今天上午，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李纪周案由北京一分院负责公诉。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明天就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与侦查部门合作，梳理现有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一分院尽快成立专案组。公诉厅建议方工同志担任第一公诉人，大家看怎样？”
领导们赞同的目光集中向方工。
方工看到了诸位领导眼神里面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方工给人的印象多是平静、沉稳，这么多领导的如此信任还是让他有些激动。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备受国内、国际广泛关注，影响大，整个办案过程要求极严、质量要求高，要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类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取证难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李纪周是一个老公安！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级官员，反侦查能力自不待言。对于他方工，一言以蔽之：任务艰巨、公诉难。高检院领导直接点名让自己担任第一公诉人，何等的信任！方工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责任重大。他的语调显得有些不稳，但很坚定：“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遴选新的公诉人
从高检院归来，刘漳南、叶上诗、方工立即向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海峰做了汇报。汇报后，一分院党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专案组的组成人员。
方工提议从公诉一处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其他同志的意料之外。因为按多年来的惯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一般由公诉二处办理，他们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公诉一处办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是长项，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力量相对弱些。如此重大的案件交给这类经验不怎么成熟的公诉一处，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是怎么考虑的？
方工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公诉二处几位业务骨干办结成克杰案刚刚二十来天儿、办结李平案刚刚十来天儿，都很疲惫，应适当休整；二是办理大案是培养、锻炼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该给公诉一处的同志锻炼机会；三是这类案子虽非公诉一处的强项，但公诉一处有几位同志也具有承办如此大案的足够的基础、条件和实力：
王忠华，市检一分院公诉一处处长。1979年从部队转业到海淀区检察院干了十年起诉工作，承办过各式各样的大案要案；因为业务能力强、办案质量突出于1989年调至市检分院（一分院前身）起诉处经济案件组（公诉二处前身），当时方工任起诉处副处长；1991年底到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参加过半年培训，1996年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本科学业，1999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班学业；1992年6月起任副处长，1998年4月提升为处长。先后办理过魏京生y谋颠覆政府案、“法轮功”组织骨干李昌、姚洁、王志文、纪烈武等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经营案（1999年）等，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同志们公认他踏实认真、不怕吃苦、肯动脑子钻研业务。他先后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1次，1997年被评为中共北京市国家机关工委先进工作者，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多年来，不但注重提高自身修养，还善于组织协调，善于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全处队伍管理和业务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公诉一处也成为院里的先进单位。
朱兰，主诉检察官。1984年在北京大学完成四年学业分配到市检分院。工作之余继续刻苦自学，1987年又完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大学法律本科学业。有13年的审查起诉工作经历。1999年通过严格考试首批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十多年来办理了不少有影响的大要案。提起他，同事多会说：经验丰富，头脑清晰，勤奋肯干，业绩突出，不爱张扬。
陈速，主诉检察官。1994年大学毕业就到公诉一处工作，1996年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1999年年度考核优秀并被评为首都五好检察干警、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曾参与办理市直某机关下属的上市公司海南民源农业发展公司（股票名“琼民源”，是“中关村”前身）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案。该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直接导致2元的股票飚升至24元而停牌。年轻的他，已经历过大案考验。在同事眼里，他肯钻研、工作努力，业务素质较高。
书记员王大东，法学硕士，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学习勤奋刻苦，法学理论强，书写又快又好，精通电脑、办公自动化和多媒体示证系统。
这些同志的共性是：政治可靠，责任感强，事业心强，业务素质高，团队精神强，能互相配合，形成合力。
党组会经过充分研究，采纳了方工的建议，确定由方工与王忠华、朱兰、陈速共同组成公诉人阵容，王大东担任书记员。
为保证李纪周案查办工作的高效进行，北京市检察院指派审监处副处长权利新、代理检察员石磊准备李纪周案的二审工作，并与一分院的同志共同组成“8·10”专案组。8月10日晚上，专案组的同志们匆匆与家人告别，集体进驻高检院西区的招待所。
卷中初识贪官
1944年12月18日，李纪周出生于延安，他的父亲是名老红军，安徽省金寨县人，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期已经从事公安工作。建国初期进入公安部工作直到离休。他的母亲也是老红军。老两口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完长征。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纪周走上先穿军装、再穿警服的人生之路，颇有子承父业、顺理成章的味道。1969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随即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成为一名jūn_rén 。1979年11月转业到公安部消防局工作。这些，比起一起玩耍、在公安部大院长大那些的孩子，还不至于使他产生多少优越感；相反，他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残疾（也许让人费猜疑，jūn_duì 和公安机关都对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当初他是怎样成为一名jūn_rén 、又怎样进入最高公安机关的？二三十年了，没人能说清。有人推测，与他的革命家庭出身有关：我们愿把虽然身体残疾却是仅有的一个的儿子献给祖国边防，谁能说不感人？），时有自卑感。真要找出他与同伴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他不如小伙伴们活蹦乱跳。他身体弱，以至于十来岁了，他父亲有时出门还背着他，乘公共汽车还为他占座位，怕他站累了、挨挤了。
计算起来，李纪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41岁了，而李纪周也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先前公安部宿舍在木樨地，每天早上有班车接送。有经常坐这一班班车的人士回忆说：“他爸爸真是疼受这个儿子，经常早早地起床，到班车上占一个座位给李纪周。”父亲1998年去世，时年95岁，而这年年底李纪周即被“双规”，所以也有人感叹：“幸亏他爸爸‘走了’，否则不知会多伤心。”
“干干净净”，这是多数人评价李纪周所通用的一个词，而且，“他的头发总是弄得锃亮，根根细致，根根到位”。公安部里的老人评价李纪周是“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人，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有人观察到，在部里食堂吃饭，打菜的师傅给别人半勺，给他会是一勺。当然，这时李纪周已经是副局级了。“不过，很难说别人是冲着他的官位去的，与他同级别的官员也很多啊。”即使在这些非常正面的评价里，也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李纪周）特别爱玩。”而治安局所管辖的领域，在过去一般描述为“特种行业”，也即酒店歌厅舞厅、大型文艺体育表演……在最近20年里，“特种行业”早已成为城市化的象征。
李纪周的升迁，多大程度上得到他父亲的帮助？这个问题，无论是李纪周曾经的上司，还是后来接任他位置的官员，答案很一致：“没有！”
李纪周的父亲是安徽金寨人，参加过长征，许多在公安部工作过的人都对他有记忆，说起他，大家首先会说起他的外号：“老天爷”。这个外号的来由有解释说是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天爷”，所以别人慢慢地也这样暗地里叫他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一直在公安部办公厅行政处工作，经常需要管理的是工人，而他又保持着jūn_duì 的工作作风，因此被称为“老天爷”。
法庭上的李纪周神情黯淡
“老天爷”给人的印象很好，他不是那种一板一眼，严肃过分的人，随和再加上他的资历，大家在敬重之余颇有好感。后来离休了，他经常到公安部老干部活动中心打麻将，身体很好，但耳背了，所以听不见别人说话，只有他一个人大声而快活地说个不停。他离休时是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但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说：“以他爸爸的位置与关系，想帮儿子，最多也只能在他进入jūn_duì 与公安部的时候，往更高层的位置走，很难说帮得上。”
李纪周引起人们关注是1980年公审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时期，他成为专案组成员。能够进入这样的专案组，至少在当时是重要人物的象征。据说审判“四人帮”前，专案组首先要模拟预审，找人模仿他们，看他们会提什么问题，然后研究对策。李纪周在专案组负责模仿江青。大家都知道江青最难对付，而挑选李纪周来模仿她，可见李纪周的观察能力、想象推理能力和模仿表演天赋得到了专案组较大范围认可。他在模拟审判中扮演的江青，惟妙惟肖，在场的人都拍案叫绝。这段特殊经历，似乎为刚刚进入司法机关的他奠定了良好基础，并成为他仕途腾飞的一个。
李纪周虽然从小到大都住在公安部大院里，可他任副局长之前，公安部大院的人一直对他没什么很具体的印象。当然，模仿江青之后就大不一样了。1981年8月才任科员，1983年8月就破格提任治安管理局副局长，让人刮目相看。1989年11月，升任治安管理局局长。1992年，下派到广州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一年，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1993年3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4月12日后分管出入境边防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这时候49岁的他，已经是副部级领导干部。1993年6月担任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1995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2月4日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1996年5月29日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1998年8月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信息通信中心，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
在公安部大院里，有人说“李纪周有能力，思路敏捷，办事果断，关心下属、不拿架子”；有人说“他给人的感觉干净利索，连头发都总是弄得锃亮锃亮，根儿根儿到位”；也有人说“如果方向明确地交待他办一件事情，他会效率很高地完成；但如果让他自己拿主意独立做什么，就相对差些”。公安部里的老同志则多爱夸李纪周“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同志，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颇得好评。
然而，李纪周这样一个仕途顺利，位高权重，而且颇受好评的人物，何至于落入犯罪的深渊，成为阶下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交错了朋友，没管住自己，没管好家人”。
粗略看看卷宗，方工觉得，李纪周案比成克杰案难：李纪周根红苗正、一帆风顺，人称“生在红色延安，长在红军家庭，学在红色学府，锻炼在绿色军营，升迁在绿色警坛”。多起罪行与走私有关，而他案发前却担任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曾参与办理许多大要案，尤其是参与过查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见识过大场面；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熟知司法机关办案程序和关键，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反侦查能力，这些均远非近乎法盲的成克杰所能比拟。李纪周的妻子程辛联是他大学的同学，同样出生在高干家庭，父亲曾任内务部高级领导。再加上该案主要证人如赖昌星、汤松新都在逃，许多重要证据难以取得。这案，谁能说不难！——不难，还用得着你方工！
方工的一位同事说过，方工从来不是在做官、只是在做事。方工说：“官就是官职，官职不就是职责吗？既如此，做官不就是履行职责、不就是做事么。”他所做的事，多半是办案，案中人不乏形形色色的官。这些官，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也有。这些官们对“做官”与“做事”的诠释往往与他不同而高见频发。对于这些，方工时有见惯不怪的感觉。每当办完一件案子，长舒口气的同时，这些官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让他咬牙切齿、痛心疾首。
经办过的大案不少了，见过的贪官恶迹多了，常理似乎不应再对贪官所作为大惊小怪。可是，三天过去了，李纪周案的2000多页案卷材料看完了，脖肩僵直、腰酸腿麻的方工，仿佛看到一个贪官的影像隐约走近……这些年反腐败浪潮掀翻那么多高官，还没见过敢这么干的！方工震惊了！
令人震惊的事实
1993年底，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纪周在厦门参加庆祝厦门特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毛凤平、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厦门市胡里区区委书记许甘露向他大谈赖昌星如何如何了得。后来毛凤平又找机会将赖昌星介绍给了李纪周。短短接触，李、赖二人内心均发相见恨晚之叹。当时的赖昌星已经通过走私聚敛了大量财富，在厦门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但他仍不满足。也许是内心的惶恐不安，也许是急于发展、再上一层楼，他要在北京、在中央机关“打开局面”。遇到在仕途上鸿运当头的李纪周让赖昌星感到兴奋，而赖昌星的慷慨、豪爽和财富也同样令李纪周佩服。李纪周不仅看重赖的能量、财力，对他的行事风格、做派也颇为赞赏。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称：“他才真正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