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
白云山上的浮云时聚时散，晃晃眼又过了几个月，到了阳历六月下旬了。六月二十三那天的下午，一会出太阳，一会y天，下着阵雨，十分闷热。陈万利吃过中饭，略为歇了一歇，也没睡着，就爬起来去找何应元。他走进何家的大客厅，没有见何五爷，却看见何守仁、李民魁和他的大女婿张子豪，在那里坐着。客厅十分宽敞。南北两边是全套酸枝公座椅，当中摆着云石桌子，云石凳子。东面靠墙正中是一个玻璃柜子，里面陈设着碧玉、玛瑙、珊瑚、怪石种种玩器；柜子两旁是书架，架上放着笔记、小说、诗文集子之类的古书。西面靠窗子，摆着一张大酸枝炕床，床上摆着炕几，三面镶着大理石。炕床后面，是红木雕刻葵花明窗，上面嵌着红、黄、蓝、绿各色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客厅后面所种的竹子，碧绿可爱。陈万利是熟人，就随意躺在书架旁边一张酸枝睡椅上，和他们几个后生人拉话。他说：“人家今天又有示威大游行，你们年轻人不去出出风头，却躲在这里做什么？”张子豪、何守仁笑笑地没做声，李民魁打趣着说：“那么，你老人家为什么又不去凑个热闹？”陈万利装出愤激的样子说：“我是想去，可是你们要打倒我。你们不是整天嚷着要打倒买办阶级么？”李民魁顺着他的语气接上说：“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去游行了。我们犯不着去给共产党捧场！”陈万利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按那么说，这回香港罢工回来的工人，都是共产党么？”何守仁见大家不做声，就说：“话虽不能那么讲，可是共产党煽动了这次罢工，那是无可否认的。”陈万利鼻子里嗯了一声，再没说什么。后来他转向他的大女婿说：“子豪，我还没仔细问你，到底你们东征得好好地，为什么又班师回朝呢？”张子豪说：“爹，你不是亲眼看见的么？咱们要打刘、杨呀。”陈万利说：“滇、桂军开烟开赌，果然是军阀，该打倒。陈炯明呢，你们打倒了没有？”张子豪笑嘻嘻地说：“打倒了。”后来又赶快加上说：“差不多！”陈万利豪迈地大笑道：“我说了，你们这叫做枉费心机。一个小军阀都打不倒，还要打倒什么帝国主义！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没有？我看赶快班师好。人家外国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是和你来玩儿的！”谈到这里，几个年轻人没和他多说，就退出客厅，走到对面何守仁住的书房里去了。
这里陈万利独自躺了一会儿，何应元才穿着透凉罗短打，珠花草底凉拖鞋，手里拿着一把鹅毛扇，缓步走出来。陈万利一见他，就从睡椅上坐了起来，说：“五爷，才不见几天，怎么你越过越瘦了？”何应元唔了一声，说：“像你就好，随便世界上出什么事，心里不烦。才不见几天，你就越过越胖了！”两人说笑了一会儿，才说到正经事。陈万利说：“五爷，省府里的谘议问题，如今闹得怎样了？”何应元回答道：“多谢你，有心。这不是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可总没闹出个名堂？如今总算暂时不撤销了。不是我小弟看中这份官职，贪恋这份钱财，可总不能让那些赤化分子独揽大权，为所欲为，别人在省府里连个说话的席位都没有！就是我小弟依了，展堂代帅肯依？”陈万利拍手赞成道：“对呀，对呀！我们做买卖的人参不透你们政治佬的鬼把戏，可是说老实话，这半年我是过得胆战心惊，没得过一天好觉睡！一件跟着一件的怪事情，不由得你不糊涂！你数数看：今年二月闹东征，三、四月闹追悼孙大炮；五月更好看了，劳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一齐开，十万人上街，大喊大骂，还不骂的你、我？五卅惨案之后，跟着就打刘、杨，香港罢工！还算是哪刀菜？你不见我挑担家什么周金、周榕、周炳那些孩子，眼睛发愣了，又发红了。这不比疯子还疯？谁许他们这么闹的？咱们的公安局哪里拉屎去了！”何应元不动声色地笑了一笑，说：“买卖人到底是买卖人。闹有闹的好处，也不是全要不得。只是太过分了，那可不成！你看吧，他们总有一天要狠狠地摔下来的！他们之中，也是各色米养各样人，其中有一个蒋介石，就有点考究。现在，他好像还是左派呢！只有一桩，他跟展公有点一山不藏二虎的味道，这是他太狂妄。如果展公伏得住他，这人也有用处。”陈万利对这些他叫做“捉迷藏”的隐隐约约的事情，不大爱听，他就问起一些别的事儿道：“五爷，他们那些狗杂种今天又要游神了，听说还要游到沙面去呢，你也有点风声么？”何应元y险地笑着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不是‘八字脚’搞的名堂！人家沙面当局都准备好了。一碰头，准是‘摆路祭’！在上海有那么些冤魂，自然要到广州来找替身。这正是劫数难逃呵！”陈万利搔着花白脑袋想了一想，若有所悟地说：“按这么弄，英国还是要强硬下去了。”何应元转为得意洋洋的神气，并且把鹅毛扇使力一摔道：“自然啦！难道人家强硬不得？难道人家怕你？总之，我们只管看热闹，够好看的！”陈万利把声音压低了，问：“你这消息来源可靠么？”五爷装出生气的样子说：“可靠不可靠，谁知道？反正你晓得，我走的是外交路线！”
陈万利一言不发，走回家里，找着陈文雄，对他说道：“阿雄，你今天下午不要回沙面去上班了。连请假也不用去，顶多打个电话回去就行。”陈文雄刚穿好大翻领衬衫，把西装外衣搭在手上，听见他父亲这么一说，就放下外衣，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有什么风声么？”陈万利严肃地低声说：“人家准备干了！经过上海南京路的教训，你们还不收敛一点？光送命也不是办法！”陈文雄一听，脸上一红，心突突地跳。后来他勉强镇定下来，说：“既然如此，不上班就是了。”说完，他走回房间里，躺在床上，好久没有动弹。后来他跑上三楼，想将这个消息对文娣、文婕、文婷她们说一说，但是她们没一个在家。他又匆匆忙忙跑到周家，想和他的表弟、表妹们说一说，但是周榕、周炳都不在。只有周泉在家，听了这么坏的消息，也只是干着急，没办法。陈文雄说：“泉，不要着急。论道理，咱们中国人是对的。就怕的是那些帝国主义不讲道理。你知道，咱们两家的年轻人今天都去游行么？”周泉善良地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家那莽撞鬼阿炳，他是准去无疑的。”陈文雄用一只手捂着心坎说：“愿上帝保佑！”
这时候，十万人以上的、雄壮无比的游行队伍已经从东校场出发了。这游行队伍的先头部分，是香港罢工回来的工人和本市的工人，已经穿过了整条永汉路，走到珠江旁边的长堤，向着西濠口和沙基大街前进。其他的部分，农民、学生、爱国的市民等等，紧紧地跟随着。区桃、周炳、陈文婕、陈文婷都参加了这个队伍。除了区桃和周炳两人在出发之前打了一个照面，彼此点点头，笑一笑之外，此外谁也没看见谁。队伍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怒气冲天地向前流着。它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指望，只有仇恨和愤怒的吼叫，像打雷似的在广州的上空盘旋着，轰鸣着，震荡得白云山摇摇晃晃，震荡得伦敦、华盛顿、东京、巴黎同样地摇摇晃晃。区桃在工人队伍里面走着，呼喊着。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却听见另外一种粗壮宏伟的声音在她的头上回旋着，像狂风一样，像暴雨一样。她听到这种声音之后，登时觉着手脚都添了力量，觉着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强有力的人哪！她一想到这一点，就勇气百倍。她希望赶快走到沙基大街。她深深相信这十万人的威力压在沙面的头上，一定能使帝国主义者向中国人民屈服。像这样的想法，周炳也是有的。他在学生的队伍里面，走得稍后一些，和区桃相隔约莫一里地的样子。他也在人群当中一面走，一面呼喊。他也听见一种粗壮宏伟的声音在自己头上回旋着，像狂风一样，像暴雨一样。他也觉着自己的手脚都添了力量，觉着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十万人”。他甚至在那十万人的巨吼之中，清清楚楚地听着了区桃的活泼热情、清亮激越的嗓子。他总觉着这十万人的呼喊口号是区桃在领着头的。他拼命提高嗓子，放宽喉咙，可是声音总不洪亮，好像字音才一离口，就叫别人的声音吞下去了，一点也听不清。他为这桩事儿十分苦恼。不久，走到海珠公园，离沙面越来越近了。周炳发现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更加坚决和勇敢的力量，从队伍的前头往后传过来。他的眼睛瞪得更大，他的拳头也握得更紧。什么声音他也听不见了，只觉着一股风暴在他耳朵边呼呼咆哮。他在许多年之后还有这种感觉，仿佛他们的队伍不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四路纵队，而是彼此手臂扣着手臂，他扣着区桃的手臂，他们又扣着别人的手臂，排成一字横列式，向敌人压过去……向敌人无情地压过去……
一点不错，一阵愤怒的风暴向着沙面无情地压过去。那些大大小小的殖民主义者害怕了。就中有一个站在沙面“东桥”铁闸和沙包后面的外国下级军官，害怕得更加厉害。他本来已经接受了“在情况需要下可以向中国猪开火”的命令，这时不住地掏出手帕来擦汗。他亲眼看着英雄豪迈的工人们经过东桥，向“西桥”走去。他感觉到那阵风暴的威力，他觉着自己站立不牢，好像快要晕倒似的。他觉着沙面马上就要被包围了，沙面的房屋都倾斜了，马上就要倒塌了。他想起他的儿子正从本国坐船来远东，要接任一家洋行的副经理。他想起广州的黄包车夫，他昨天还用皮鞋尖教训过他们。他想起他从来就有权利摸任何一个他认为应该摸的女人的乃子。他想起他的卧室里堆着的那些鸦片烟、金子和其他的走私货。……这一切，眼看着就要完了。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脸上给吓得全白了。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赶进穷巷的癞皮狗，谁也不会可怜他。他就要被打死。他的尸体将被抛进大海里，让浪涛把它漂回家乡。他想到这地方，就想哭，想叫。后来他就叫出来了：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光荣的祖国，孩子们，冲呀！”
那些外国的兵士都听懂了他这句外国话，都用奇怪的眼睛望着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忽然说出那样一句话来。再说，也不明白应该怎么执行他的命令。他们的面前是一重紧紧关闭的铁闸，铁闸之内和桥拦的两旁还堆塞着沙包，叫人怎么往前冲呢？那外国军官看见大家不动弹，就拔出手枪朝群众开了一枪，其余的人才跟着放枪。……这样，一场卑鄙无耻的血腥谋杀公案就开始了。
首先受到损害的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队伍。区桃走在广州工人队伍的中段，越接近沙面，她心里越是生气。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东桥上面那些端着枪向自己瞄准的外国兵，就使尽全身力量喊道：“打倒帝国主义！”她觉得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她现在心里要说的一句话，她目前要做的一件事。突然之间，四、五丈远之外爆发了一种巨大的声响。随着一阵密集的爆炸声。她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她看见她身边的工友倒在地上了。她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大声叫嚷着：“冲上去！抢他们的枪！打死他们！工人万岁！中国万岁！”一边嚷，一边就冲上前。枪声更密了。火烟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这时才想起周炳没在她身边。要是周炳在，他是会跳上去，把敌人的枪夺下来的。现在，她得自己去做这件事。但是一眨眼之间，她觉得周围非常混乱，好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把她的胸部碰了一下，她觉着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想叫嚷，声音也没有了。她觉着很奇怪，她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夏天的太阳，她还依稀认得：那太阳老是那么明亮，那么明亮……开头，队伍乱了一下，有些人继续往前冲，有些人向两旁分散，有些人向后面倒退。整个十万人的队伍也顿挫了一下。几秒钟之后，人们理解了这枪声的意义，就s动起来，起来，狂怒起来，离开了队伍往前走，往前挤，往前窜。有些人自动地叫出了新的口号：“铲平沙面！”“把帝国主义者消灭光！”“广州工人万岁！”周炳像丧失了知觉似地跟着大家往前冲。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只一心要找广州工人的队伍。走到西濠口，见前进的道路已经被警察封锁住，大队伍正在那里转弯，折入太平路向北走。一部分队伍已经解散，一部分队伍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站立着，此起彼伏地在高呼口号。爆炸了的情绪正在不断燃烧。找来找去，总找不见广州工人的队伍，他回到警察封锁线的前面，掏出救护队的臂章套在袖子上，准备走进禁区。正在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红十字救护车飞快地开到他面前，车上有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向他挥着手，大声说了几句话，他就攀上车头，在司机位子旁边的踏板上站着，像长了翅膀似地向东桥的出事地点飞去。到了马路的尽头，所有的人都跳下来，奔向沙基大街，大家一句话也不讲，严肃地、沉默地、迅速地工作着。整条沙基大街是静悄悄的。商店都紧紧关着大门。只看见一些灰色的和白色的人们在往来移动。刚下过阵雨，麻石街道上一片片的水光在闪亮。受难者们轻声呻唤着。他们鲜红的血y流在祖国的大地上，发出绚烂的光辉，而且深深地渗进石头缝子的泥土里面，就好像那里是红宝石镶成的一样。有一种沉重的预感压着周炳的心。他忽然发现一具仆倒在血泊当中的白色的尸体。他确信她是一个女的。他确信自己认识她。他向着她走过去。她俯仆在地上，两手向前伸，好像她准备跳起来，继续往前冲似的。她的下巴顶着石头，嘴巴愤怒地扭歪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周炳弯下身去，准备帮助她站起来，嘴里不断低低呼唤着：“阿桃，阿桃，阿桃……”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柔软而平静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举起拳头向沙面的凶手示威地挥动了几下，然后两手托起她，刚一举步，就不知怎的，一阵天昏地黑，两个人一齐摔倒了。
永远的记忆
当时救护队把周炳和其他受伤的人一道送进了医院，不久，医生们把他救醒过来，又把他送了回家。那天晚上，他就发起高烧，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说胡话，不省人事。第二天，烧得更加厉害，既不吃，又不喝，只是似睡非睡的，时不时大声叫嚷，把床板踢蹬得通通地响。他叫嚷起来的时候，又像和人打架，又像痛楚呻唤，听不清说些什么，只有他妈妈周杨氏约莫猜出来有几声是叫唤区桃的名字。周家的远近亲戚，周炳的南关和西门的朋友，还有几个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来看他的病。他舅舅杨志朴大夫来给他诊过脉，说是怒火伤肝，外感风寒，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