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c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s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jūn_rén ，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c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第四章 抵达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木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木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木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